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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酒精；TNF-α；NO；PGE2；動物實驗

文章編號：1009-5519（2007）08-1108-03 中圖分類號：R363 文獻標識碼：A

經口攝入酒精可直接損害胃黏膜上皮的脂蛋白層，使胃黏膜屏障受損，加上胃液中氫離子回滲入黏膜上皮細胞，導致組胺、5-羥色胺和肝素釋放，引起黏膜下動脈短路，毛細血管壓力升高與通透性增加，最終出現黏膜充血、紅細胞滲出、胃黏膜糜爛出血，甚至淺表性潰瘍；過量飲酒又可引起幽門痙攣，延長胃排空時間，易引起惡心嘔吐，胃鏡下常表現為急性出血糜爛胃炎[1]。近年研究表明，胃黏膜的損傷與組織中前列腺素E2(prostag-landin E2，PGE2)、一氧化氮(nitric oxide，NO)的減少、腫瘤壞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alpha，TNF-α)的增加有關[2]。

本研究利用酒精定量灌胃制作急性酒精性胃黏膜損傷動物模型，觀察不同時點(0、15、30、60分鐘)大鼠胃黏膜的病理與TNF-α定位和血中PGE2、NO動態(tài)變化。

1 材料與方法

1.1 實驗動物：8周齡雄性Wistar大鼠24只，體重(170±10)g，由中國醫(yī)科大學實驗動物部提供，每籠8只，分籠飼養(yǎng)。按晝夜時程，在室溫及穩(wěn)定濕度條件下，用平衡飼料喂養(yǎng)1周。隨機分為對照組、酒精組各12只。

1.2 實驗方法：

1.2.1 動物模型及胃液量、胃黏膜損傷指數計算：各組均采用經口插管灌入法，酒精組灌入50%乙醇10 g?kg-1；對照組灌入同容積生理鹽水。于0、15、30、60分鐘分別處死各組3只大鼠，心臟采血測定血清NO及血漿PGE2；剖開腹腔，結扎胃賁門和幽門，先測胃內液體容積，然后計算胃黏膜損傷指數。胃黏膜損傷指數：每組每時點將大鼠剖腹取胃,沿胃大彎側剪開，生理鹽水洗凈后展開并在塑料平板固定。采用小格圖紙法計算胃黏膜損傷面積，損傷指數（LI）定義為損傷面積占胃黏膜總面積的百分比。

1.2.2 病理學檢查：取糜爛明顯的胃黏膜（0.5 cm×0.5 cm），用中爾馬林固定，石蠟包埋，制成4 μm的連續(xù)切片，做HE染色后，光鏡下觀察胃的病理學改變。每張切片測量至少選取5個視野，包括中央和四周。

1.2.3 免疫組化ABC法測定TNF-α：鏈酶抗生物素-生物素(SABC)試劑盒及3，3-二氨基聯(lián)苯胺（DAB）顯色試劑，均購自武漢博士德公司。按常規(guī)免疫組化染色，石蠟切片二甲苯透明，梯度酒精至水，3%過氧化氫孵育20分鐘，PBS洗5分鐘，共3次，微波修復30分鐘，加入正常血清封閉液，37℃孵育30分鐘，然后加入一抗TNF-α（1∶100稀釋），4℃過夜，PBS洗5分鐘，3次，加入生物素化二抗，37℃孵育30分鐘，PBS洗5分鐘，3次，最后加入SABC液，37℃孵育30分鐘，PBS洗5分鐘，3次，DAB顯色，顯微鏡下控制顯色時間，自來水沖洗，蘇木素輕度復染，脫水、透明、中性樹膠封片，顯微鏡下觀察。以PBS代替一抗為陰性對照，以細胞漿中有棕黃色顆粒的細胞為陽性細胞。

應用顯微圖像分析系統(tǒng)（Metamorph/DP10/BX41.生產廠UIC/OLYMPUS,US/JP），對選取視野內免疫組化陽性信號進行光強度及面積分析，計算酒精組、預防組及對照組胃黏膜TNF-α光密度值（灰度積分值與染色面積和強度成反比，表達越強灰度積分值越低）。

1.2.4 血漿PGE2和血清NO的測定：從大鼠心尖部采集血液2 ml，1 ml放入肝素抗凝管，以備測定血漿PGE2；另1 ml室溫下靜止30分鐘，2000 rpm/min離心10分鐘，收集上清液，以備測定血清NO。PGE2和血清NO的測定采用ELISA法和硝酸還原酶法，嚴格按試劑盒說明書操作。正常參考值分別為20.6－34.2 pg/ml和（65.7±15.8）μmol/L。

血清NO具體操作步驟如下（購自南京聚力生物醫(yī)學工程研究所）：（1）取試管3支分別為標準管（S）、測定管（U）和空白管（B）。S管加入100 μmol/L標準液100 μl，B管加入雙蒸水100 μl，U管加樣品100 μl，各管加0.1 ml試劑1，靠近液面上方加50 μl試劑2，用旋渦混合器充分混勻，置37℃水浴1小時。（2）加0.5 ml試劑3和0.5 ml試劑4，混勻置室溫10分鐘，470 nm波長，0.5 cm比色杯，B管調零，測各管消光值。（3）計算：NO（μmol/L）=樣品消光值/標準管消光值×100。

血漿PGE2具體操作步驟如下（按試劑盒說明書）：（1）試劑重建，即將原液試劑稀釋為工作液。（2）按程序加樣、洗滌、加酶標抗體、洗滌、顯色、終止、比色。（3）計算：A%=A標準孔/A零點孔×100% 以標準品含量（pg/ml）為橫坐標，對應的A%為縱坐標，在半對數座標紙上作標準曲線，待測標本計算A%后可從坐標曲線上查出相應的含量（pg/ml）。

1.2.5 統(tǒng)計學處理：統(tǒng)計學分析采用SPSS11.5軟件，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表示，組內比較采用配對t檢驗，各組間比較采用ANOVA檢驗。

2 實驗結果

2.1 一般情況：在造模過程中，對照組大鼠出現醉酒表現，結膜充血，躁動，嘔吐等癥狀。

2.2 胃黏膜病理學改變：對照組黏膜光澤紅潤，無損傷，腺體結構完整。酒精組胃黏膜表面上皮細胞變性，有的脫落，可見糜爛、滲出，黏膜內有充血及水腫，腺體受損。

2.3 TNF-α在胃黏膜中的表達：見表1。

2.4 各組血清NO和血漿PGE2的濃度：見表2。

2.5 各組胃液量和胃黏膜損傷指數：見表3。

3 討論

人們已經認識到黏膜屏障、黏液-碳酸屏障、黏膜的微循環(huán)狀態(tài)以及其他一些胃腸道生物活性物質如前列腺素（PG）、表皮生長因子（EGF）、NO等在消化道黏膜細胞的保護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當黏膜屏障受到破壞時，即失去自身防御能力，而迅速出現大量的H+反彌散。H+進人胃黏膜，Na+則反流至胃腔內，致使胃黏膜發(fā)生病理生理變化，產生諸多炎性介質和細胞因子，如TNF-α等，繼發(fā)和加重黏膜的損傷。

胃黏膜屏障可由外因或內因而被破壞，酒精是重要的外因破壞因子，高濃度的酒精可造成胃黏膜的急性損傷，包括糜爛、潰瘍甚至出血。動物實驗證明當胃內酒精濃度超過14%即可破壞胃黏膜屏障[3]。黏膜損傷的程度與酒精的濃度及酒精與胃黏膜接觸時間有密切關系。但亦有人認為低濃度的酒精對胃黏膜非但無害，而且對胃黏膜還有保護作用，其機制可能是低濃度的酒精可提高胃黏膜前列腺素的水平，從而對胃黏膜起到保護作用。而高濃度的酒精和其代謝產物乙醛，不僅由于其親脂性和脂溶性破壞黏膜內及黏膜下的正常組織結構，還可增加H+反彌散，亦可損傷正常的能量代謝，從而破壞細胞功能[4，5]。

本研究中，隨著酒精作用時間的延長，酒精組胃黏膜表面上皮細胞變性，有的脫落，可見糜爛、滲出，黏膜內有充血及水腫，腺體受損；酒精作用15分鐘后胃液量和胃黏膜損傷指數明顯高于對照組（P

目前研究認為酒精引起胃黏膜損傷的機制包括以下幾方面：（1）酒精對胃黏膜上皮細胞的直接損傷；（2）酒精對黏膜下血管損傷；（3）由于黏膜上皮及血管內皮損傷，受損傷黏膜局部產生大量炎性介質，引起中性粒細胞浸潤，進一步加重局部黏膜損傷，從而使胃黏膜損傷的程度加重；（4）部分患者在酒精的作用下，可引起黏膜下血管擴張，出現一過性胃酸分泌升高，加之胃黏膜完整性受到破壞，使H+逆流機會增加，從而加重胃黏膜局部損傷；（5）繼發(fā)細胞因子和胃腸道激素的改變,如PG、EGF、NO、TNF-α等[6]。酒精通過上述機制可導致胃黏膜充血、水腫、糜爛出血。酒精可造成急性胃粘膜損傷，不同的酒精飲料的損傷程度不同，可能與酒中糖分多少有關[7]。

有研究提示，TNF-α是與黏膜損傷關系最為密切的因子。當炎癥或損傷時，細菌或其他抗原會穿越胃黏膜進入體內而引起病理變化。TNF-α是機體受內外環(huán)境刺激產生的具有重要生物學功能的細胞調節(jié)蛋白，參與機體的免疫、炎癥、抗感染等，酒精性胃損傷時TNF-α含量明顯增加。TNF-α是迄今發(fā)現的內源性潰瘍形成介質中最強的一個，作為炎性細胞因子放大網絡中心放大器, 對其他炎性細胞因子的作用起增強作用[6]。本研究中酒精組與對照組相比，胃黏膜TNF-α的表達均增加，差異具有顯著性（P

篇2

一、古典與新古典主義的均衡觀

在古典經濟學中，均衡是一個宏觀概念，它基于經濟再生產的必要條件。斯密在《國富論》中的一個中心思想是：經濟體系可以通過價格體系這只“看不見的手”得到有效地協(xié)調，并實現有序的運轉，這一思想被后來的經濟理論進一步發(fā)揮得淋漓盡致。斯密通過“經濟人”假設、自由市場機制和勞動價值論構筑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范式基礎。斯密從“經濟人”這一基石性假設出發(fā)，進而提出了以“看不見的手”為核心的自由主義經濟思想。斯密認為，市場機制就像一只看不見的手，通過理性經濟人的自利選擇行為就能夠自動地調節(jié)整個社會經濟，并能夠最大限度地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從而也能夠最大限度地實現生產者的利潤目標。在古典經濟學家的視野里，整個經濟是沿著均衡的軌道穩(wěn)步發(fā)展，人們各得其所，經濟行為人得以追求各自的最大利益。

在新古典理論中，均衡是基于個體行為人的滿足和與計劃相互一致的一個微觀概念。經濟學中占支配地位的新古典范式是在假定最大化行為的前提下，集中研究機制均衡問題。主流經濟學都提倡建立經濟體系的形式化分析，并采用均衡作為一個核心概念，運用數學模型來表現一個封閉系統(tǒng)。在馬歇爾的微觀經濟體系里，均衡觀念是貫穿始終的基本概念，并與邊際分析和連續(xù)性原理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人們已經意識到在物理學概念和新古典經濟理論之間存在著一些熟悉或相似的地方。例如，將新古典經濟學當作牛頓力學，這兩種理論都是基于“原子主義”的，且都借助摩擦力和均衡概念，體現著機械論的色彩。

新古典主義從物理學中引入了類比并運用理性機制促成了瓦爾拉斯均衡概念的形成，它認為不同事物之間的比較就象在不完全市場中若干行為人的博弈行為，經濟現象的分析是建立在一般均衡分析上的精巧框架或是一個帶有約束的理性選擇統(tǒng)一范式的均衡系統(tǒng)，這意味著所有的行為人都能在約束條件下實現最優(yōu)化行為。瓦爾拉斯一般均衡論通過借助一個無所不能的拍賣人假設，抽象掉了所有非均衡調整過程和均衡的穩(wěn)定性，從數學上嚴格論證了所有商品和要素市場能夠同時達到均衡狀態(tài)，商品及勞務價格等完全為人們所知。在以供求均衡論為核心的新古典理論命題和基本分析框架里，各種交易活動視為自我一致的領域，利潤最大化和均衡成為其理論體系的兩個重要支柱，經濟學理論完全可以依照牛頓的經典力學方法來建立。后來，經過阿羅和德布魯等人的努力，新古典理論重新在更一般的公式化體系中得以更精致化，這個框架就是阿羅—德布魯范式。阿羅—德布魯范式最基本的性質是其所要求經濟運行的最大協(xié)調性與在其所允許的目標和資源使用上的豐富多樣性并存，消費者不同的需求都可以通過生產者自愿供給而得到滿足。在這個范式中，每個經濟行為者只需考慮自身的偏好、利潤和價格，他們完全有能力預測所有未來的價格，即具有理性預期。對于現代經濟學家來說，阿羅—德布魯范式也成了現代經濟理論的中心結構及經濟研究的主要參照系。

二、宏觀經濟分析中非均衡觀與均衡觀的爭論

按照新古典主義正統(tǒng)的經濟理論范式，整個經濟中的總產出和就業(yè)都是由個體最優(yōu)化行為下微觀層次上的均衡狀態(tài)決定的，可見，新古典主義的諸多限制性假設大大削弱了其對現實經濟活動的解釋力。凱恩斯以非均衡分析為起點，通過論述其有效需求原理來構造宏觀經濟理論，正是對新古典經濟學信奉的自由市場經濟及其自動出清或均衡的否定。凱恩斯及其以后的追隨者通過對新古典經濟的揚棄建立了一種新的經濟學范式基礎、理論體系和分析方法，并借助上述范式轉換開創(chuàng)了宏觀總量分析方法。凱恩斯對新古典經濟學最突出的反叛，不在于它的理論，而在于它對新古典經濟學范式的沖擊。

以薩繆爾森為代表的新古典綜合派把新古典經濟學可接受的那部分理論與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學對接起來，形成由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兩大部分組成的所謂新古典綜合學派，并成為經濟學的主流，該學派在方法論上堅持了新古典學派的均衡分析方法：在微觀理論方面承襲了以馬歇爾的均衡價格理論和克拉克的邊際生產力論為核心的新古典經濟學，在宏觀經濟學里抽掉了凱恩斯關于預期的非理性和未來不確定性的主要論斷，從而將凱恩斯的非自愿失業(yè)理論納入了瓦爾拉斯一般均衡分析的框架中。然而，新古典經濟學與凱恩斯主義截然不同的范式基礎使這種對接或綜合必將面臨困惑和矛盾。

現代貨幣主義則致力于將凱恩斯式的宏觀經濟學拉回到古典主義的宏觀經濟思想上去，無論是在分析個人消費行為還是在論證貨幣需求上，也無論是在討論失業(yè)問題還是在討論通貨膨脹時，貨幣主義者們的研究也始終遵循著正統(tǒng)微觀經濟的思維范式，即個體優(yōu)化決策基礎上的供求均衡。

新古典宏觀經濟學通過吸收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并增添理性預期等新的假設形成其范式基礎，并以此建立了自己的宏觀經濟理論體系。該學派假設：市場能夠自動地、連續(xù)地和迅速地出清，因而是均衡的；經濟主體不但是理性的最大化追求者，而且他們對經濟變量的預期也是理性的，即經濟主體的預期不存系統(tǒng)性的誤差。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范式基礎完整地堅持和發(fā)展了新古典理論的范式基礎和理論體系，并且以更精確的形式表達出來，它認為自由市場經濟能夠自動實現均衡，宏觀經濟變量與正常值的偏離是各種貨幣、技術等沖擊的結果，并最終得出了其所謂“宏觀經濟政策無效性命題”。

后凱恩斯非主流經濟學則擯棄了新古典學派的均衡分析，關注非均衡、非市場出清和隨時間的變動特征，強調經濟系統(tǒng)的動態(tài)性和力的結構，增長和動態(tài)性是其核心內容，制度和組織結構則為資源的配置提供了基本的機制，所以對經濟擴張路徑的無規(guī)則本性的解釋成為其分析的焦點。后凱恩斯主義的制度主義傳統(tǒng)特征在于決定經濟行為時，突出強調其居于支配的制度和文化的規(guī)則，其經濟思想模式關注一個沒有均衡的經濟學，它不再研究稀缺資源如何配置，而是研究經濟系統(tǒng)如何隨時間變動，并創(chuàng)造、生產、分配和使用來自社會的剩余如何能夠擴大其產量。擴展的路徑是非均勻的，并可能以無法預見的方式改變經濟系統(tǒng)的本質。因此，經濟過程被看作是無規(guī)律的，具有循環(huán)和累積因果特征。主流經濟學把經濟系統(tǒng)看作是一個封閉系統(tǒng)，而非主流后凱恩斯主義所處理的是一個開放和結構化的系統(tǒng)，它強調結構的轉換，所基于的推斷方法不是歸納或演繹而是誘發(fā)的，這種理論能夠對給定的現象分析其所強調的關系、結構、條件和機制。

該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卡爾多所堅持的均衡理念是“最初由瓦爾拉斯所建構的一般經濟均衡，后來被我們這一時代的數理經濟學家予以發(fā)展，并且附以不斷增加的優(yōu)雅、準確和邏輯精確?！盵2]卡爾多對正統(tǒng)均衡理論描述不充分問題的關注，形成了他對均衡經濟批判的實質性基礎。他通過對三個關鍵性領域的分析，闡述了其理論的要旨：第一個領域是關于市場是如何運行的，并且其運行模式被市場出清的價格體系所排除；第二個領域是價格是如何形成的，以及競爭是如何在不完全競爭的背景下進行的；第三個領域是對遞增收益的經濟學意義的考察。[3]卡爾多還引述了建立在演化范式基礎之上的更大的馬歇爾式框架，以支持他對均衡經濟范式的批判。

新凱恩斯主義者認為，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并非關于人們實際生活世界的理論，其研究方法實質上是脫離現實世界的一種抽象理論。為此，新凱恩斯主義和新古典宏觀經濟學針鋒相對，它通過引入粘性價格這一重要假設，認為名義變量的波動影響實際變量，因此貨幣是非中性的。另一方面，新凱恩斯主義著重考察市場的不完善性，即把不完全競爭、不完全信息和相對價格粘性等作為理解經濟波動的關鍵。幾乎所有新凱恩斯主義者都不贊成均衡理論，他們力圖尋找市場非均衡變動的證據，并發(fā)展了具有一致微觀基礎的一系列模型。在這些模型中，他們從不完全競爭、不完全市場、非對稱信息和異質性勞動等方面來論證市場非出清及工資和價格粘性的原因，工資調整只是逐漸緩慢的調整。他們通過把理性預期思想和自然率假設結合進模型中，體現了名義總需求的波動是如何產生意義深刻的影響的。因此，新凱恩斯主義與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最根本的對立，就是各自堅持不同的范式基礎，在范式層次上對于自由市場機制的不同觀點。

當然，同均衡理論一樣，非均衡經濟理論的框架仍深深植根于傳統(tǒng)的均衡分析，它還依賴于很多均衡分析方法，在分析經濟現象時，仍沒有跳出均衡經濟的框架之外尋找更深層次的歷史、社會、文化及體制等因素的影響。

三、經濟演化觀的形成與發(fā)展

演化思想的萌芽很早就已存在于經濟理論中，斯密早在《國富論》中就已經給我們提供了經濟均衡和演化的兩種理論，但當邊際主義開始致力于經濟分析的形式化分析時，其演化思想便無法納入新古典的最大化分析框架中而被人們逐漸“遺忘”掉。馬歇爾在其《經濟學原理》中也指出，經濟學的目標應當在于經濟生物學而不是經濟力學，但生物學概念更復雜，所以研究經濟分析對力學上的類比性給予較大的重視，并常使用均衡這個名詞。馬歇爾雖然強調時間、報酬遞增及時間不可逆性在經濟過程中的重要意義，但他意識到基于生物學思想構造經濟學理論的困難，所以不得不采用均衡分析框架。事實上，經濟系統(tǒng)和生物系統(tǒng)一樣，演化主要是兩種機制推動的：一個是創(chuàng)新機制，通過系統(tǒng)的創(chuàng)新產生多樣化；一個是選擇機制（注：選擇機制是指經濟系統(tǒng)的制度背景會有利于某些慣例，而不利于另一些慣例。因此，選擇將改變習慣的擴散及其個人和組織的行為方式，所以社會經濟演化可看作是對多種制度進行選擇的過程。），即在這些多樣化中進行篩選。熊彼特在其《經濟發(fā)展理論》中提出了一種解釋經濟變遷和社會演進的分析框架，把其創(chuàng)新理論與達爾文的進化論聯(lián)系起來。他認為，人類社會的演化植根于過去的經驗傳統(tǒng)和習慣模式，主流經濟學是局限于“靜態(tài)的分析不僅不能預測傳統(tǒng)的行事方式中的非連續(xù)變化的后果，它還既不能說明這種生產性革命的出現，也不能說明伴隨它們的現象?！盵4]

早期的制度學派從一開始就摒棄了新古典范式，用一種不同的歷史主義的范式特征來透視制度因素的作用和影響。制度經濟的基礎包括視經濟為一復雜的演化系統(tǒng)這樣一種思維方式，從而與視均衡為正常理想狀態(tài)的理念格格不入?？姞栠_爾堅持制度學派的方法論原則，認為經濟制度是社會發(fā)展過程的一部分，在一個動態(tài)經濟社會里，社會各因素之間存在著互為因果的關系，經濟的發(fā)展就是在這種相互影響的變化中進行的。加爾布雷思堅持演進和整體的方法，反對新古典的均衡概念，他采用演進概念來取代新古典的均衡概念，演進思想在其方法論中居于核心地位。凡勃倫受達爾文進化論的影響，把演化看成是經濟系統(tǒng)技術和制度變化的基本方法，對新古典范式進行了批判。他認為主流經濟學沒有提供一個動態(tài)和演化的框架來分析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而是采用先驗和靜態(tài)的模式，分析的結果只能與實際現實相背離。凡勃倫的制度主義傳統(tǒng)是以演化和過程為導向，強調經濟系統(tǒng)的動態(tài)性和結構，這些制度和組織結構提供了資源配置的基本機制。他主張經濟學應圍繞演化和變異這個核心和主題，而不是新古典經濟學中倚重的靜態(tài)和均衡的思想。在其“累積性因果”（注：累積性因果概念認為，人的行為是由他過去的經歷和所處的文化、宗教、環(huán)境和遺傳等多種因素決定的，這些因素具有累積性。）概念中，他認為人類社會經濟系統(tǒng)的演化不僅取決于外部力量的沖擊，也取決于系統(tǒng)內部的演化，人類社會的演進具有強烈的歷史累積。同時，凡勃倫還相信人類社會經濟的演進又體現出不確定性和復雜性，初始條件的微小差異可能會導致迥然不同的結果。哈耶克的演化思想來源于達爾文的自然選擇，市場競爭中的優(yōu)勝劣汰與自然選擇之間的相似性使得人們得以用進化的觀點對經濟社會現象做出解釋，并且社會的演化是自發(fā)秩序的，是通過系統(tǒng)自組織來進行，其自發(fā)秩序理論就是一種社會演化理論。他認為，規(guī)則系統(tǒng)的演化本質上是一個不同群體間自發(fā)競爭和選擇規(guī)則的過程，社會秩序是自然演化的結果而不是人們理性設計的結果。

新制度經濟學雖然是在新古典分析范式內發(fā)展起來的，并承襲了新古典經濟學的核心假定、方法和工具，如理性經濟人假定、穩(wěn)定偏好、均衡和最大化分析等，但是它的某些理論也在一定程度上不自覺地突破了新古典范式。諾思對制度變遷的研究，經歷了對新古典范式懷疑和修正的過程，展示了自我否定的勇氣。諾思用新古典框架解釋西方世界的興起，源于他對新古典方法論的堅定信奉；隨著他對歷史研究的深入，他發(fā)現了新古典理論在解釋重大的歷史變遷時存在著無法克服的矛盾，進而開始對新古典范式進行修正：“長期變化最為根本的原因是個人和組織的企業(yè)家所進行的學習。為了建設性地探討人類的學習性質，有必要廢除作為經濟理論基礎的理性假設?！盵5]最終使他背離了居于主流經濟學核心地位的自動均衡標準，走上了一條將制度變遷看作是進化的、非最優(yōu)的、路徑依賴的反叛之路。

近年來，在非主流宏觀經濟領域十分引人注目的是經濟演化理論的異軍突起。經濟演化理論起源于達爾文的自然選擇學，該理論借用進化論概念，提出了自然選擇的經濟思想，并強調以生物進化論原理作為經濟分析的方法論基礎。演化經濟學的假設前提是人具有有限理性，信息是連續(xù)分散的，它把經濟的演化過程看成是一個自行選擇的學習過程，注重對慣例搜尋和選擇環(huán)境的考察，側重分析結構不確定性對經濟活動的影響。演化是非線性的、遠離均衡狀態(tài)，擁有多種選擇的方向；慣例控制、復制和模仿著經濟演化的路徑和范圍。尼爾森在和溫特合作出版的《經濟變遷的演化理論》一書中，運用了其在產業(yè)經濟學方面豐富的理論和經驗知識對新古典經濟學在理論、經驗和實際的局限性方面提出了挑戰(zhàn)，具體體現在他對新古典經濟學核心假定的反對，他拒絕經濟行為人在最優(yōu)化意義上的理性假定，用演化的不停止變遷代替最優(yōu)化和均衡等新古典的一些核心假定，并關注學習的復雜過程和知識的代際轉換；同時尼爾森和溫特還發(fā)展了一個可選擇的用于分析企業(yè)利潤最大化行為的理論框架，用一個演化模型代替最優(yōu)化模式。

總之，基于演化經濟理論建立起來的模型拋棄了利潤最大化假設，充分考慮了微觀個體的差異性、技術創(chuàng)新中技術的多樣性和創(chuàng)新過程的路徑依賴性，從而更好地把握了經濟系統(tǒng)的運行機理和演化過程，更加符合現實經濟。

四、結語

在自然科學中，物理學總是被認為最符合科學標準的學科，無論是邏輯實證主義還是證偽主義，或者是庫恩的范式學說，都是以物理學作為藍本的。經濟學也把自己極力類比成物理學：馬歇爾深受牛頓力學的影響，建立起均衡分析經濟學，它與經典力學共用的是一個范式，都廣泛認同以機械論和決定性為硬核的思維范式。新古典主義機械地將經濟主體的行為僅僅與過去和現在的某種激勵力量相聯(lián)系，理性的、遵循最大化行為的主體相互作用達到某種均衡，在均衡世界里，所有預期必定通過發(fā)生的事情而實現。凱恩斯自稱受愛因斯坦影響，將預期和不確定性引入自己的體系之中，并主張發(fā)展一個廣義的經濟學，但仍不足以對新古典范式產生根本性的變革，相反，卻在一定程度上被長期居于統(tǒng)治地位的新古典主義的機械論、還原論所同化。

經濟演化理論認為，人類社會的演化是根據一般的行為經驗、習慣等日常慣例進行選擇的，它們形成人類行為選擇的價值體系。西蒙所倡導的有限理性假說，不僅成為經濟演化理論批判新古典經濟學的重要依據，也是整個經濟演化理論的一個基石。由于新古典經濟學僅僅關心在既定的制度約束中的選擇，而忽略了人們對制度本身的選擇問題，因此，從這個意義上看，經濟均衡對于理解經濟演化沒有多大意義。基于慣例和選擇環(huán)境為基礎的演化理論與主流經濟學的均衡體系存在著很大差異，如何把經濟演化思想和傳統(tǒng)經濟理論框架有機整合，用超越靜態(tài)均衡分析的眼光審視和認識社會經濟系統(tǒng)的演變歷程尚有許多工作要做，也孕育著某種新經濟理論框架體系的形成。

收稿日期：2002-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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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關鍵詞：競爭；法律價值；經濟組織；效率

    法律價值是法學的基本范疇之一。法理學界有學者將法律價值概括為“在人（主體）與法（客體）的關系中體現出來的法律的積極意義或有用性”?！爸挥挟敺煞匣蚰軌驖M足人們的需要，在人與法之間形成價值關系，法律才有價值（有用性）可言?！辈⒄J為“秩序、自由、正義和效益應作為法律的基本價值”〔1〕。這里所說的法律的諸項基本價值是就法律體系整體而言的，是作為各部門法由于其自身的規(guī)定性和可用于滿足人們的不同需要又體現出各自特有的法律價值。我國學者對反壟斷法的價值也作了較多的研究。其流行觀點認為反壟斷法特有的法律價值是競爭；競爭是傳遞、實現反壟斷法其他價值的手段，如提高經濟效益、增進社會財富以實現消費者福利。這一認識有一定的經濟學理論和立法基礎。從經濟學角度看，該認識是以微觀經濟學的價格理論為依據。按照古典經濟學的市場理論，經濟人在市場作用中，受到 “看不見的手”——— 市場價格機制的約束與調節(jié)，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時實現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統(tǒng)一。自由競爭構成了經濟活動的原動力。古典經濟學的市場理論雖然不斷被修正和拓展，但價格理論、競爭的觀念一直居于核心的位置。從各國反壟斷立法看，競爭更是占據了基礎性的地位。如美國《克萊頓法》第 2、3、7 條都明文規(guī)定，商業(yè)行為不得 “實質上減少競爭或旨在形成壟斷”。針對《謝爾曼法》在明確性等方面的不足，判例法發(fā)展出反托拉斯法的價值目標即 “保護競爭，而不是競爭者”。德國《反限制競爭法》第 1 條規(guī)定：“處于競爭關系之中的企業(yè)之間達成的協(xié)議、企業(yè)聯(lián)合組織作出的決議以及聯(lián)合一致的行為，如以阻礙、限制或扭曲競爭為目的或使競爭受到阻礙、限制或扭曲，則是禁止的?！比毡尽督顾饺藟艛嗉按_保公正交易法》第1條規(guī)定：本法的目的，是……促進公平的、自由的競爭。

    從法律價值存在形式上看，分別有觀念、理論、制度形式存在的法律價值[2].本文立足于法制度層面，通過對經濟學和反壟斷法上競爭概念的梳理，并根據經濟學的最新發(fā)展狀況和反壟斷法的調整范圍的具體要求，認為我國法學界將競爭作為反壟斷法特有的法律價值和傳遞其他價值的手段的觀點有失偏頗。競爭價值對反壟斷法所要調整的經濟現象并不具有完全的解釋力。即使僅從經濟學進路上看，過于突出競爭價值也不具有邏輯自洽性。本文擬從經濟學角度，對反壟斷法價值理論進行適當重構。

    一、經濟學上的競爭和競爭理論

    經濟學界對于競爭的概念并沒有一個一致的看法，經濟學家施蒂格勒對競爭所下的定義是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該觀點認為：競爭系指個人或集團或國家）間的角逐；凡兩方或多方力圖取得并非各方均能獲得的某些東西時，就會有競爭。競爭至少與人類歷史同樣悠久，所以達爾文力圖從經濟學家馬爾薩斯那里借用這個概念，并像經濟學家用于人的行為那樣，將它用于自然物種。[3]在經濟學中，競爭首先是與市場相聯(lián)系的，市場是交易活動和競爭行為發(fā)生的場所。競爭總是在特定的市場條件下進行的，并表現出結構和行為兩方面的特點[4].市場的狀況決定著競爭行為得以開展的強度。市場結構、市場行為和市場績效及其相互關系構成了競爭理論[1]研究的主要內容。價格機制、供求機制和競爭機制則被認為是市場機制的具體表現。其次，競爭是與效率相聯(lián)系的。如西方經濟學認為，在完全競爭市場條件下，如果規(guī)模報酬不變并且沒有外部性存在時，資源的配置不可能通過重新組合使一個人或一些人的福利增加而又不使其他人的福利減少，在既定的生產技術和消費者偏好條件下社會資源配置能達到帕累托最優(yōu)狀態(tài)。帕累托最優(yōu)狀態(tài)意味著最有經濟效率狀態(tài)和社會福利最大化。

    由于可以從市場和效率兩方面對競爭概念加以詮釋，競爭就表現出事實性和價值性的雙重特征。競爭的事實性表現為競爭是一種經濟活動，它與特定的市場狀況相聯(lián)系并有客觀外在形式L競爭的價值性表現為由于在一定情況下個人的逐利行為促進了資源的有效配置和社會利益的實現，因而在一定程度上競爭活動本身也成為人們價值訴求的目標。競爭的事實性和價值性是否能得以實現又與經濟現實及其變動相聯(lián)系，并為相關競爭理論所闡釋。

    競爭理論包括如下類型：古典自由競爭理論；新古典競爭理論，如完全競爭理論、壟斷競爭理論等；現代競爭理論，如哈佛學派的有效競爭理論、芝加哥學派的競爭理論、可競爭理論等。競爭理論的提出和[5]演進必須基于一定的經濟現實。亞當。斯密的古典自由競爭理論是針對自由資本主義的經濟現實提出來的。該理論認為經濟人在市場作用中，受到“看不見的手”——市場價格機制的約束與調節(jié)，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行為亦可實現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統(tǒng)一。競爭就構成了經濟活動的原動力。在這種理論模式下，競爭是自我維持的，競爭的事實性和價值性都得到充分展現。

    新古典競爭理論和現代競爭理論則是構建于壟斷資本主義的經濟現實之上。新古典學派學者馬歇爾最先觀察到自由經濟不僅包括自由競爭，還包括自由合作和聯(lián)合。因而提出了馬歇爾沖突：規(guī)模經濟帶來壟斷，壟斷必然排斥自由競爭。自由競爭、自由合作和聯(lián)合、壟斷并存的經濟現實向理論界提出了挑戰(zhàn)。為了解決新古典學派有關產業(yè)組織的競爭理論與經濟現實的沖突，經濟學家對競爭和壟斷等經濟現象作了新的闡釋。哈佛學派的有效競爭理論、芝加哥學派的競爭理論是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2]芝加哥學派競爭理論與哈佛學派競爭理論的不同點在于：哈佛學派通過對市場結構、市場行為、市場績效三者關系的分析，認為高度集中和高進入壁壘對經濟福利有不良的影響，而且競爭本身是不能自我維持的。哈佛學派的此項論證就為強化反壟斷管制奠定了理論基礎：通過管制壟斷以恢復競爭的地位（事實性）和作用（價值性）  .受哈佛學派的影響，美國20 世紀70年代前反托拉斯法的主要目標被認為是保護競爭[6] .同期判例法更是發(fā)展出反托拉斯法的價值目標是 “保護競爭，而不是競爭者”的法律規(guī)則。芝加哥學派對哈佛學派的上述分析提出了批評，認為判斷集中及定價的結果要看是否提高了效率，而不是像哈佛學派那樣只看是否損害了競爭。芝加哥學派還運用經濟效率標準對進入壁壘、掠奪定價、搭售、價格歧視等經濟現象作了重新闡釋。由于芝加哥學派采納的是不完全競爭模型，并強調長期均衡分析方法，其得出的結論是：如果沒有政府的扶持或干預，個體壟斷勢力在競爭過程中一定是短暫的。相比較而言，芝加哥學派更強調市場本身的作用。由于芝加哥學派極為注重效率標準，故也被稱為“效率學派”。

    從上述理論的闡述可以看出，經濟學對于競爭概念的理解，是將其置于特定的市場狀況下加以把握的。競爭概念有事實性和價值性兩方面的特征。由于完全競爭并不符合壟斷資本主義經濟現實，與競爭一樣，壟斷以及處于競爭與壟斷中間狀態(tài)的自由合作和聯(lián)合都是壟斷資本主義時期經濟生活的常態(tài)。出于對競爭價值性的篤信，經濟學家構建新的競爭理論時仍然將競爭作為資源配置的基礎機制；但建立在傳統(tǒng)微觀分析基礎上的競爭理論對競爭的價值性的描述是有根本缺陷的，即競爭理論主要限于對市場結構、行為、績效及其相互關系的探討，而微觀經濟主體經濟組織）則是作為黑箱“或既定的邏輯前提存在的。以芝加哥學派為代表的產業(yè)組織經濟學的貢獻不僅在于提出了自己的競爭理論，還表現在打開黑箱”，深入研究其內部結構，并對市場和組織兩種形式的可替代性關系作了論證。

    二、市場和經濟組織

    傳統(tǒng)微觀分析中把微觀經濟主體當作“黑箱”的觀點受到了的新制度經濟學研究者的批評。羅納德?？扑棺钤缯撌隽私洕M織[3]的問題。在1937年《企業(yè)的性質》一文中，科斯對經濟體制“自行運行”、資源的流動方向僅僅依賴于價格機制的觀點持批評態(tài)度，認為這種描述只是有關經濟體制的一個非常不完整的畫面，在企業(yè)中，這種描述完全不適用?？扑惯M而提出，企業(yè)執(zhí)行著與市場相似的功能，企業(yè)和市場不過是兩種可以相互替代的實現人們合作的手段。[4]在科斯研究的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交易費用經濟學對市場與企業(yè)等經濟組織的可替代性關系作了全面的論證。

    交易費用經濟學認為通過市場來交易產權是要花費成本的，如搜集市場信息的成本、締約成本、監(jiān)督成本和強制履約的成本（交易成本）。與市場配置資源相比，內部組織具有一定的優(yōu)勢。如內部組織有激勵、控制和內在結構優(yōu)勢的屬性。就激勵的意義而言，內部組織減弱了作為雙方均不受對方控制的正常談判關系縮影的侵犯性的態(tài)度傾向。就控制的意義而言，在于企業(yè)內部可用以強制實施的控制手段，比企業(yè)之間的活動種類更多且更靈敏，在出現沖突時，企業(yè)擁有一種比較有效的沖突解決機制。企業(yè)還因為通行制度安排中的缺陷而求助于內部變化。如企業(yè)通過共同所有權可以克服不完善的財產權利界定造成的機能不良的后果并提供一種更為有效的溝通網絡[7] .但是，將產權結合進一個組織的方式以運用其資產也會發(fā)生成本。如籌建組織的成本、交流成本、制定計劃的成本、談判成本和在組織內監(jiān)督盡職表現的成本（組織成本）。[5]既然通過市場或通過內部組織配置資源都要支付成本，所以，要明確特定經濟行為是通過市場的方式還是通過內部組織的方式予以實現，就有必要對這兩種方式的成本、收益進行比較。

    交易費用經濟學還從資產屬性的角度，論證了經濟組織配置資源的客觀性：即在特定的資產條件下，出于經濟效率的考慮，只能由經濟組織而不是市場來配置資源。如威廉姆森提出了資產專用性的范疇。資產專用性是指為了支撐某種具體交易而進行的持久性投資。資產專用性包括專用地點、專用實物資產、專用人力資產以及特定用途資產。威廉姆森利用資產專用性范疇在有限理性和投機傾向的行為假設下分析了合同的各種締約可能，認為以通用資產為實際內容的交易，無須建立保護性的治理結構，它面對的是一個競爭性的世界，只要在市場上分別簽訂合同即可。如果是涉及重大專用資產投資的交易，交易雙方必須進行互惠貿易，交易才有效率。由于價格與治理結構二者的相互作用，合同各方就不要企盼價格低廉與無須安全措施二者兼得的事了[8] .這樣，在締約人處于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并且資產具有高度專用性的場合，通過經濟組織來組織、運用資源就成為必須。

    新制度經濟學的交易費用理論是對傳統(tǒng)微觀分析的重大修正。這一學說對經濟組織和市場可替代性關系進行了論證、說明，認為在分析、衡量企業(yè)的行為的正當性與否時，不僅應考慮到產業(yè)經濟學的市場理論、競爭理論，利用競爭以實現資源的優(yōu)化配置，實現經濟效率；還應當以交易費用理論為依據，考慮市場與組織之間的可替代性，通過內部組織本身有效配置資源，實現經濟效率。

    三、反壟斷法上競爭的概念及其地位

    事實上，不僅企業(yè)可以成為市場的替代手段，政府對于經濟的管理活動（管制）同樣也是市場的替代手段之一。施蒂格勒、史普博等所開創(chuàng)、發(fā)展起來的管制經濟學充分論證了政府管制的必要性。如史普博認為，在存在進入壁壘、外部性和內部性等市場失靈現象時，政府就有必要直接干預[9] .微觀分析的需求與供給理論被運用到對管制行為的分析中來。如王俊豪認為，政府管制的供給主要取決于政府對提供新的管制政策的認識和條件。政府對管制供給的認識主要出于對管制供給的理性認識和分析[10].經濟學理論所提供的理性認識無疑會約束或促進管制的供給。反壟斷管制是管制的一種重要形式。人們對于競爭理論等認識也就構成了對壟斷等行為管制的重要理論基礎。

    競爭是反壟斷法與經濟學對經濟現象關注的交點。同經濟學一樣，各國反壟斷法中“競爭”          一詞使用頻率非常高，但也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如歐盟競爭法、德國競爭法等中都沒有對競爭的概念加以界定。法學上人們對于競爭的理解受到經濟學上的較多的影響。

    反壟斷法學者或反壟斷法立法、執(zhí)法機構體現了將經濟學上的競爭理論特別是有效競爭理論引入到法學中的傾向。競爭的價值性特征對反壟斷法的價值取  向的設定起了重要作用。如德國政府在《〈反限制競爭法〉立法理由書》中指出：“自由競爭的市場組織必須需要完全競爭成為一個經濟現實……立法就是有責任使完全競爭免受種種限制手段戕害?！钡坝捎谕耆偁幍哪Ｊ讲⒉滑F實，有效競爭的概念在 60 年展起來了……有效競爭的概念越來越多地受到經濟學家們的首肯。自60年代以來，它越來越多地出現在競爭政策之中。在《反限制競爭法》修正之時，政府明確主張以有效競爭原則作為思考的主要依據?！盵11]我國也有學者指出，《歐共體條約》第81、82條雖然沒有提及共同體市場競爭的模式，但歐共體理事會1989年的《關于控制企業(yè)合并的條例》明確指出，共同體規(guī)則必須包括企業(yè)合并的規(guī)則，目的是使共同體市場或者該市場重大部分的有效競爭不致受到嚴重損害，一個具有共同體意義的合并是否與共同體市場相協(xié)調，其出發(fā)點是這個合并能否維護和發(fā)展共同體市場的有效競爭。這說明，歐共體市場競爭的模式是有效競爭[12].

    在歷史上，哈佛學派的有效競爭理論對美國反托拉斯立法、執(zhí)法也有重大影響，以至于在一定程度上競爭被視為反托拉斯法的價值目標。這種觀點至今還有影響[13].有學者指出，新古典經濟學對于各種準市場組織以及非市場組織內部進行交易的看法就影響到反壟斷法的執(zhí)行。新古典經濟學各派對于各種準市場組織以及非市場組織內部進行交易的觀點各不相同，有的將凡是偏離市場秩序的現象統(tǒng)統(tǒng)歸結為市場失靈，對于他們所不懂的事統(tǒng)統(tǒng)歸結為壟斷。該學者認為，1945—1970年，反壟斷措施得以強制執(zhí)行，正是這種學術意向的反映。“[14]

    在這種思維模式下，我國學者認為中國競爭政策和反壟斷法的目標模式也應當是“有效競爭”。我國甚至還出現了將競爭作為反壟斷執(zhí)法過程中分析問題的唯一著眼點的看法。筆者在以往的許多場合也曾經將有效競爭作為反壟斷的目標模式做過過分夸大的渲染。[15]

    四、競爭作為反壟斷法價值目標存在的問題

    以經濟學上的有效競爭理論解釋反壟斷法中競爭的概念并將其作為傳遞其他價值的手段進而指導反壟斷立法和執(zhí)法是否可行，涉及到反壟斷法的調整范圍問題。即反壟斷法所調整的范圍是否與競爭理論所論述的范圍完全契合。

    反壟斷法主要規(guī)制的對象即經濟性壟斷，主要包括：限制競爭協(xié)議、企業(yè)集中和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行為三類。限制競爭協(xié)議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行為人通過協(xié)議、決定或者其它協(xié)調一致的方式實施的排除或限制競爭的行為。根據限制競爭協(xié)議實施主體所處的經濟環(huán)節(jié)的不同，可將其分為橫向限制競爭協(xié)議和縱向限制競爭協(xié)議。企業(yè)集中是反壟斷法有的一個概念，它包括合同法或公司法上所稱的合并，企業(yè)通過收購其它企業(yè)的股份或取得其它企業(yè)的財產而取得控制權的行為，或通過委托經營、聯(lián)營等方式而形成的控制與被控制關系，還可能包括人事兼任等情形。企業(yè)集中概念的具體外延視各國反壟斷法的規(guī)定而有一定差異。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行為則涉及到兩個基本概念，即市場支配地位概念和濫用行為的概念。市場支配地位是指企業(yè)在市場中處于無競爭狀態(tài)或居于壓倒性的地位，包括經濟學上所說的獨占和寡占。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行為是指處于市場支配地位的企業(yè)憑借其市場支配地位所實施的排除或限制競爭的行為。

    從上述內容可以看出，反壟斷法所要規(guī)制的行為主要表現為發(fā)生在市場環(huán)節(jié)的限制競爭行為 （包括壟斷行為），   純粹組織內部的行為并不由反壟斷法調整。從產業(yè)經濟學角度，凡是與產業(yè)組織有關的行為都可以稱之為產業(yè)行為， 這樣，從不同角度，可以對產業(yè)行為的具體類型進行細分。從行為影響競爭的后果角度看，產業(yè)行為可以分為促進競爭的行為、限制競爭的行為和與競爭無關的行為。從行為發(fā)揮功能的機理角度看，產業(yè)行為可以分為實現組織功能的行為和實現市場功能的行為兩種不同的類型。實現市場功能的行為（市場行為）發(fā)生在市場環(huán)節(jié)；實現組織功能的行為（組織行為）既可能發(fā)生在內部組織環(huán)節(jié)，又可能發(fā)生在市場環(huán)節(jié)。按照交易費用經濟學的觀點，反壟斷法所調整的企業(yè)集中與縱向限制行為是設立組織的行為，既屬于實現組織功能的行為，又可能同時屬于限制競爭行為。該兩類行為的復雜性在于：雖然它們節(jié)約了交易成本，但由于發(fā)生在市場環(huán)節(jié)，可能給市場帶來反競爭效果，從而一定程度上又阻礙了市場機能的發(fā)揮。由于競爭理論主要表現為是對通過市場作為配置資源的基礎機制的理論闡述，反壟斷法所調整的范圍顯然要大于競爭理論所涵蓋的范圍：既包括對市場配置資源過程中所發(fā)生的行為的調整，也包括對內部組織配置資源過程中所發(fā)生的行為的調整。以競爭理論中所闡述的競爭概念作為反壟斷法的特有價值追求就有以偏概全之嫌了。因為競爭之所以成為反壟斷法的價值目標在于其本身所體現的價值性：競爭傳遞了效率目標。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有學者指出：數率是反托拉斯的終極目標，競爭只是一個中間目標，只不過這個目標常常離終極目標足夠的近，使得法院不必看得更遠。 [16]但由于組織行為并不反映市場機制的功能，通過組織實現的交易費用的節(jié)約和規(guī)模經濟、范圍經濟程度的提高也就反映不到市場機制的評價中來是否促進競爭），如果僅以促進競爭與否作為評價合并和縱向限制協(xié)議是否會促進效率的提高的標準勢必會割裂效率價值，造成反壟斷法立法、執(zhí)法的錯位。如果以競爭作為評價標準會背離效率價值時，就必須回歸到效率價值上來。

    反壟斷法作為政府管制的特定類型應該僅在出現市場失靈時才主動干預經濟生活。組織和市場的相互替代是市場主體出于經濟效率的考慮而出現的自我調節(jié)方式，在不存在進入壁壘、外部性和內部性等情況時，反壟斷法就不應該加以干預。哈佛學派的有效競爭理論的問題在于：把完全競爭看成是觀察產業(yè)行為的最合適的透鏡[17]，過于強調競爭實現資源配置的價值，甚至將維護競爭作為反托拉斯法的主要價值目標。在這種理論模式下，集中和有效率的組織結構變化都成為反托拉斯法所要規(guī)制的對象；相反，芝加哥學派的競爭理論的優(yōu)點在于：由于將效率目標作為評價標準，這使得他們無論在分析實現市場功能的行為還是在分析實現組織功能的行為時都能作出統(tǒng)一的解釋。同樣由芝加哥學派發(fā)展起來的交易費用經濟學在解釋產業(yè)行為時就構成了對其競爭理論的有效補充。這樣，競爭理論、交易費用經濟學以及管制經濟學都成為影響反壟斷制度供給的理性認識；而不是以競爭理論或競爭存在與否作為管制的唯一標準。從法律實務上看，芝加哥學派的競爭理論和交易費用經濟學等學說已陸續(xù)進入反壟斷法立法、執(zhí)法的視野。[6]

    以經濟學上的有效競爭理論解釋反壟斷法中的競爭的概念并進而作為傳遞其他價值的手段的論點不可避免帶來一些問題，主要表現在對反壟斷法的某些制度設計及一些限制競爭行為的評價缺乏解釋力。在一定情況下過于強調競爭的價值反而會背離反壟斷法所要實現的效率目標。首先，以競爭作為價值目標不能解釋反壟斷法的適用除外領域的存在。如在自然壟斷領域，出于特定產業(yè)成本的考慮，就排除競爭的存在。在知識產權領域，出于鼓勵技術創(chuàng)新以提高經濟效率的考慮，就允許專利壟斷。其次，在出現惡性競爭（不正當競爭）或過度競爭時，反不正當競爭法或產業(yè)政策等就要進行干預。這種情況下過于強調競爭只會對經濟生活造成不良影響。再次，以競爭作為傳遞反壟斷法其他價值的手段的觀點不能解釋壟斷狀態(tài)和其它高度集中的市場結構為什么也能夠為當今反壟斷立法和執(zhí)法所容忍和行為主義立法的盛行的原因。因為競爭性行業(yè)如果處于壟斷狀態(tài)下，壟斷企業(yè)一方面不存在現實的競爭對手，另一方面也不存在自然壟斷領域所受到的嚴格管制。規(guī)模經濟和范圍經濟所帶來的效率使得人們對競爭和壟斷的關系重新認識和評價：競爭并不是實現效率的唯一手段。其次，以競爭作為傳遞反壟斷法其他價值的手段的觀點也不能解釋反壟斷法放松規(guī)制合并和運用合理原則調整縱向限制行為的法理基礎。如果合并行為本身具有反競爭的可責難性（消滅競爭對手），反壟斷領域何以會出現大規(guī)模的放松規(guī)制的現象呢？很多有效率的有關縱向限制的組織結構的變化越來越得到競爭法的認可也不是簡單僅以競爭價值所能解釋的。最后，以競爭作為唯一的傳遞反壟斷法其他價值的手段的觀點也不能解釋新經濟背景下的一些經濟合作現象的出現，如策略聯(lián)盟等。

    五、結論

    通過上述分析，筆者認為，我國流行的以競爭作為反壟斷法的特有價值并用經濟學上的有效競爭理論解釋競爭的概念等做法有失偏頗。對競爭作為傳遞反壟斷法其他價值的手段的觀點應該重新認識。競爭理論、交易費用經濟學以及管制經濟學都應當成為影響反壟斷制度供給的理性認識。對于反壟斷現象的解釋和評價應該回歸到效率價值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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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關鍵詞：交易費用；有限理性；機會主義；演化博弈

中圖分類號：F069.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9)06-0122-02

一、交易費用理論起源

1.新古典經濟學的缺陷。一般認為，新古典經濟學擁有三個重要的硬核：穩(wěn)定性偏好、理性選擇和均衡結構。在完全競爭的市場狀態(tài)下：價格是資源配置的信號，它反映了資源的稀缺程度，因此，資源的利用和使用決策都是通過價格信號為指導。新古典經濟學的嚴密邏輯向我們證明：當各種資源的替代或轉換率等于各自市場價格的比率時，財富的配置就達到了帕累托最優(yōu)。由于整個市場的運作能夠在價格機制的引導下自動地保證各種資源優(yōu)化配置，所以價格機制的運作是在無須成本、沒有摩擦的狀態(tài)下運行的，即交易成本為零。

2.新制度經濟學的出現。在新古典經濟學里，企業(yè)制度被簡化為一種生產函數，各種生產要素所有者之間的契約關系被產量與資本、勞動和技術等變量之間的函數關系所掩蓋?？扑共粷M足于新古典經濟學的有關假說，①尤其是市場上價格機制運行交易費用為零的假說，提出了企業(yè)最顯著的特征是價格機制的替代物，企業(yè)的存在正是為了節(jié)約交易費用，當交易費用為正時，那么選擇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就越發(fā)顯得特別的重要。

新制度經濟學家仍然將利潤最大化和均衡作為其理論體系的兩個基本支柱，并認為，制度特別是一套有利于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的制度，如同稀缺的資源一樣，制度選擇的根本目的就是為節(jié)約交易費用。新制度經濟學家仍然遵循新古典經濟學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并將該方法運用到“交易費用―制度選擇―制度變遷―經濟績效”的分析范式中，在保持傳統(tǒng)價格理論硬核的基礎上，通過引入信息和交易費用以及產權的約束，修正了新古典經濟學的保護帶，使其成為理解世界更強有力的工具。

二、交易費用理論主要代表人物觀點

1.國外主要學者觀點?？扑梗?937）提出了交易費用的思想，認為“企業(yè)的顯著特征就是作為價格機制的替代物”。科斯（1960）補充說：“為了進行市場交易，有必要發(fā)現誰希望進行交易，有必要告訴人們交易的愿望和方式，以及通過討價還價的談判締結契約，督促契約條款的嚴格履行，等等”。威廉姆森（1982，1985）繼承了科斯的思想，以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行為為假設前提，引入資產專用性、交易頻率和不確定性三個維度，對交易費用作了大量深入地研究，最終使交易費用理論形成了比較完善的體系。德姆塞茨（1999）將交易費用定義為“所有權權利交換的成本”，他在研究紐約證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費用時，將之定義為利用紐約股票交易所以便迅速將股票變現所花的費用，廣義的交易費用還可以包括給自己的經紀人打電話或閱讀金融報刊所花的費用；此外，他還以團隊生產中監(jiān)督勞動的困難來分析交易費用，由于交易費用的存在使得偷懶成為一種現實可能，影響了團隊效率。張五常(1989)將交易費用定義為在魯賓遜經濟中不可能存在的所有的各種各樣的費用，是一種“制度成本”，他所認定的交易費用主要包括律師、警察、經紀人、企業(yè)家、經理、文職人員，傭人等的收入，也就是說，除了那些與物質生產和運輸過程直接有關的費用以外，所有可想到的費用都是交易費用。巴澤爾(1997)從產權的界定和保護角度來考察交易費用，他認為權利的獲得、保護和轉讓所需要的費用叫“交易費用”，而產生交易費用的原因在于商品有多種屬性，每一種屬性都有可變性，這就使人們測量每種屬性的費用難以估計，正因如此，他把交易費用定義為界定和保護產權的費用。

Aric Rindfleisch 和Jan B.Heide（2001）兩人在綜合1982―1996年間涉及交易費用45篇論文后的感言：“交易費用理論超出了經濟學的范圍，在其他學科也得到了廣泛運用，主要包括社會學、政治科學、組織理論、合同法、公司戰(zhàn)略、合作金融、市場等?！彼麄兺瑫r又指出：“交易費用理論聲稱人的行為不確定性水平越高，則將會帶來更多的交易費用，然而，讓人們感到遺憾的是，至今還沒有涉及到因測定人行為的不確定性所引起的交易費用大小。”

2.交易費用理論在中國的運用和發(fā)展。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實施的漸進式改革為交易費用經濟學的引進、消化、深化及運用提供了難得的時機，雖然這一理論還不是十分完善，但絲毫也不影響對中國經濟改革的研究熱情，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然而，目前國內學者對交易費用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宏觀經濟領域，對交易費用概念的界定，也只是將西方學者的定義挪用過來，創(chuàng)新性的理論較少，以金玉國、張偉、陳志昂、繆炳仁等年輕學者就宏觀經濟增長與交易費用之間的關系作了大量實證研究，但他們只是遵循沃利斯和諾斯等人的研究方法，也不過將其方法對中國經濟發(fā)展過程中的相關數據作了一下查驗而已，也難怪劉春元（2001）等學者發(fā)出了“交易費用”是一個無用的概念的呼聲。但近年來，趙（2005）和高帆（2006）兩位博士卻借鑒Eigen-Zucchi(2001)和鐘富國（2003）的研究思路，從考察影響交易成本的交易效率出發(fā)，結合楊小凱的新興古典經濟學超邊際分析原理，通過設計一系列指標體系，運用主成分分析和因子分析，最終測算出交易效率數值大小，并以此推算出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qū)經濟發(fā)展過程中交易費用的高低，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

3.簡要評價。新古典經濟學假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只限于合作的關系與和諧的競爭關系，人與人的關系被放置在一個成熟的、規(guī)范的、甚至是理想的框架，分工被認為是已經完成的事情，因而是完全理性和完全競爭。而交易費用經濟學目前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關鍵概念：技術方面（資產專用性）、人員方面（有限理性）和行為特性方面（機會主義），而交易費用經濟學中的關鍵概念是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的行為屬性。從這些概念出發(fā)進行推導，使威廉姆森背離了被廣泛接受的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范式，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該理論的進一步發(fā)展和推廣。

科斯揭示了交易費用普遍存在的事實，卻并沒有專門深入研究交易費用產生或存在的原因。雖然威廉姆森也從“交易因素”和“人的因素”兩個方面對交易費用作了翔實地闡述，其中“交易因素”主要指交易的技術特性，包括資產專用性程度、不確定性和交易頻率三個層面；而“人的因素”主要包括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傾向。但威廉姆森卻沒有回答“市場交易費用為什么會產生”與“市場交易費用為什么會上升”是兩個不同的問題?！皺C會主義”、“有限理性”、“不確定性”和“資產專用性”雖然可以說明或決定交易費用上升，卻不能說明交易費用的產生或存在。事實上，我們也無法證明：在不存在“機會主義”、“有限理性”、“不確定性”等因素時，市場交易費用是否就為零。由鑒于此，仍需要我們作出不懈地努力。

三、交易費用經濟學發(fā)展展望

1.交易費用經濟學（TCE）與產權理論。如果能夠將TCE與產權理論優(yōu)勢互補，以TCE意義上的有限理性為基礎，借助產權理論相對成熟的模型技術，重新構建一個統(tǒng)一的不完全契約理論，那當然是一個最優(yōu)選擇（聶輝華，2004）。但是這種前景誘人的融合仍然需要面臨一些挑戰(zhàn)，首先要解決好在模型建立過程中對“有限理性”的精確定義；其次，在對待“機會主義”去留問題上作出明確的選擇，這樣模型的解釋力才會更強。

2.交易費用經濟學與行為經濟學?，F代行為經濟學沿著兩條線索發(fā)展：一是以實驗方法和微觀計量方法構建行為人的心理決策模型，如前景理論；二是以有限理性為基本假設，構建模型來解釋各種宏觀和微觀經濟現象，形成了諸如行為宏觀經濟學和行為金融學等領域。因此，建立演化心理學決策模型，需要假設行為人的主觀意識和策略行為是一個演化的過程，從而形成制度―博弈規(guī)則―演化結果。至于有限理性下的數學建模，需要構建一種涵蓋了機會主義行為的效用函數，這對博弈論框架的TCE來說同樣是一項嚴峻的挑戰(zhàn)。

3.交易費用經濟學與演化博弈論。以科斯、諾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家，將制度定義為一種博弈規(guī)則，但是卻難以解釋博弈規(guī)則的內生問題，只能窮究于政治過程乃至意識形態(tài)、文化等外生因素，實際上不能在終極意義上回答制度的起源問題。而演化博弈學派將制度定義為一種博弈均衡，認為博弈規(guī)則是參與人的主觀意識和行為一致時自發(fā)演化的結果，這就將博弈規(guī)則完全內生化了，有效地解釋了制度的起源問題。借助演化博弈論，青木(1996)等創(chuàng)建了一種“比較制度分析”范式，分析了日本經濟制度的起源、多重均衡性、互補性和路徑依賴現象。因而，借鑒和吸引演化博弈學派相關理論及其假設前提，從而為自己的行為假設找到更加堅實的微觀基礎，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實踐來說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總之，對交易費用經濟學的諸多挑戰(zhàn)依然存在：如何為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的行為假設找到心理學基礎或微觀決策模型？如何解決機會主義與事后調適的矛盾？如何解釋組織的起源、互補和多樣性問題？如何將資產專用性內生化？對于這些問題的解決必須要求新制度經濟學家付出更加艱苦的努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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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Aric Rindfleisch & Jan B.Heide.Transaction Cost Analysis:Past,Present,and Furture Applications[J].Journal of Marketing,October

1997：30.

篇5

關鍵詞：經濟分析方法；經濟法教學；人才培養(yǎng)；合理應用

經濟分析方法是指主要采用經濟學理論與分析方法，研究特定社會的法律制度和運行情況，描述各類法律問題。其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使法律制度原則更清楚地顯現出來，而不是改變法律制度”[1]。與傳統(tǒng)法律方法相比，經濟分析方法具有明顯的技術性和具體性，能夠將具體的法律問題數量化，使法律的經濟分析更加精確，比規(guī)范分析具有更強的實用價值和操作性[2]。對于經濟分析方法在經濟法教學中的應用，經濟法學者們持積極肯定態(tài)度，但實際教學中仍存在一些值得思考的問題。

一、經濟分析方法在經濟法教學與人才培養(yǎng)中應用的必要性分析

經濟法的典型特征之一是經濟性，經濟法把經濟制度、經濟活動的內容和要求直接規(guī)定為法律。第一，從價值追求上看，經濟學以資源的有效性為前提假設，尋求資源有限條件下資源配置的有效性和利益最大化。在經濟法律制度中，無論是宏觀調控法還是市場規(guī)制法，立法目的條款中重要的法律價值理念之一就是效率。第二，從經濟法的內容構成來看，經濟法是順應市場經濟發(fā)展的需要產生的，對經濟生活準則的表述通常甚至不加轉換，直接由立法機關和其他有權機關將經濟制度、經濟技術性規(guī)范通過變?yōu)榉?，使之具有法律效力。第三，從經濟法的調整手段和功能上看，經濟法調整的是宏觀調控關系和市場規(guī)制關系，反映基本經濟規(guī)律，包括價值規(guī)律、競爭規(guī)律、投入產出規(guī)律。經濟法主要運用經濟手段，如財政、金融、稅收作用于市場經濟，發(fā)揮著節(jié)約交易成本、節(jié)約資源消耗、節(jié)約權利配置的費用等功能。第四，經濟法律行為接受經濟評價。宏觀調控行為和市場規(guī)制行為要接受經濟評價，市場秩序是否更加穩(wěn)定，市場競爭是否更加公平自由，是評價宏觀條款行為和市場規(guī)制行為的根本標準[3]。因此，從經濟法的價值追求、內容構成、手段功能以及評價標準，與經濟學都具有相通性，在經濟法教學中貫徹經濟分析方法具有客觀必要性。

二、經濟分析方法在經濟法教學與人才培養(yǎng)中應用的難點分析

由于涉及大量的經濟學基礎知識和分析工具，因此，如何在經濟法教學與人才培養(yǎng)中協(xié)調經濟分析和傳統(tǒng)法學的規(guī)范分析是經常遇到的難點問題。具體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法科學生缺乏系統(tǒng)的經濟學知識基礎

經濟法教學中由于內容經常涉及一些經濟學（廣義上）基本概念，例如預算法中涉及財政收入計算方法的權責發(fā)生制和收付實現制的區(qū)別，稅法教學中涉及稅率、稅基、直接稅和間接稅的區(qū)分，反壟斷法教學中涉及相關市場認定中交叉需求彈性等原理，這些都需要具備一定的經濟學基礎知識。而我國現行的法學專業(yè)課程體系設置中，很少有高校會將經濟學作為經濟法學學習的前置課程，這給經濟法教學帶來了挑戰(zhàn)。

（二）套用西方經濟學原理難以解釋中國經濟法的產生基礎

西方經濟學，尤其是規(guī)制經濟學認為存在市場失靈，所以需要用國家有形的手替代市場無形的手發(fā)揮作用，即先有市場經濟后有經濟法。而我國經濟法是從一個非市場社會中產生的，不存在市場經濟這一前提基礎，中國經濟法從一開始就不是為了彌補市場缺陷而出現。當前，主流的經濟法學教材中仍普遍采用西方經濟法學的理論分析框架，在教學中引用西方經濟學原理敘述中國經濟法的歷史和特征時，難以自圓其說。

（三）經濟分析方法與傳統(tǒng)法律分析方法結合難

經濟分析方法有自身的一套邏輯體系和分析框架，并且不同經濟學派各自的觀點并不相同。傳統(tǒng)法律分析方法注重法律的教義學分析，強調概念的準確性、一致性和規(guī)范性，評判經濟行為的標準是合法/不合法模式。法律概念的經濟分析在概念的規(guī)范性上有欠缺，且對行為的評價標準主要是成本/效益模式。因此，在經濟法教學上存在經濟分析方法與傳統(tǒng)法律分析方法的協(xié)調問題。

三、經濟法教學與人才培養(yǎng)中合理應用

經濟分析方法的思考針對以上問題，提出以下完善建議。

（一）在法學本科教學與人才培養(yǎng)中增設經濟學基礎課程

在目前的非專業(yè)基礎課程中，很少有學校設置經濟學原理課程，這不利于經濟法律相關課程的學習。對于法科學生而言，掌握必要的經濟學知識對于法律課程的學習乃至今后的工作都有幫助。將經濟學課程作為經濟法學習的前置課程，可以大大節(jié)約經濟法授課教師對于基礎經濟學知識的講解，將主要精力放在法律知識的講解方面，提高教學效率。

（二）調整教材中有關經濟法產生的經濟學原理

現行主流教材中，甚至許多經濟法學者的研究中，以西方經濟學原理闡述中國經濟法的產生，存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偏差，給經濟法教學帶來難以自圓其說的困境。建議分頭闡述，經濟法在西方的產生過程，可以西方經濟學原理闡釋。對于中國的經濟法，主要應以1978年改革開放后的中國經濟政策和主流經濟學原理加以解釋。

（三）在教學和人才培養(yǎng)中以法律分析主、經濟分析為輔

由于經濟學原理的變動性強，不同學派觀點存在沖突，對經濟法的教學應當以法律分析為主線，注重相關法律概念、規(guī)則和制度的規(guī)范性分析，梳理其中的權力（權利）義務關系。經濟分析方法的局限性在于無法用某一個經濟學原理一以貫之地解釋或闡述所有的經濟法問題。經濟分析方法的作用應當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注重對法律概念的經濟學背景知識的分析；二是運用經濟學理論對法律制度的合理性進行分析，例如，反壟斷執(zhí)法中的寬恕制度，可以借鑒經濟學上的囚徒困境理論進行解釋；三是對立法和司法制度的演變進行解釋，通過經濟分析方法的解釋，能夠讓學生對經濟法中的法律概念、制度原理和立法思路有比較深刻和具體的理解。

結語

綜上，在經濟法教學中，不能過分迷信經濟分析方法的作用，經濟法教學畢竟主要是法學課程，應當以傳統(tǒng)的法律分析方法為主導，借助經濟分析方法在概念、制度和立法思路上的解釋力優(yōu)勢為法律分析提供幫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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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錢弘道.法律的經濟分析方法評判[J].法制與社會發(fā)展，2005，（3）.

篇6

關鍵詞：資本社會資本社會學經濟學管理學

社會資本理論是近幾十年來社會科學理論發(fā)展較為迅速的一門理論，但由于其內容比較新且發(fā)展較快，國內學者在社會資本這一理論的使用上出現不少誤區(qū)，因此，有必要對該理論的發(fā)展進行梳理。本文將從資本的發(fā)展歷程入手，進而詳細介紹社會資本理論在社會學、經濟學和管理學領域的發(fā)展和應用。

從資本到社會資本

所謂的資本最早指的是物質資本(physicalcapital)，它是經濟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具體的內涵是以機器、設備等實物形態(tài)和以貨幣形態(tài)表現的生產性資源。在經濟學發(fā)展的絕大部分時間里，經濟學家對資本的理解大都僅指物質資本，古典經濟學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亞當•斯密、大衛(wèi)•李嘉圖就一直強調財富是物質產品，認為增加國民財富的途徑是通過增加資本積累和分工，資本積累量的大小是經濟增長率高低的關鍵，他們所說的資本就是指物質資本。使用了同樣的資本內涵，并在李嘉圖思想的基礎上，凱恩斯創(chuàng)造了一個宏大的體系。而在人文社會研究的歷史上，使用資本這個概念最為著名的莫過于馬克思了，他(1849)認為，資本是指資本家用于生產以獲得利潤(或剩余價值)的生產資料。顯然，馬克思的資本也是物質資本，它的資本理論是有關物質資本的資本理論，后來被林南(NanLin，2001)稱為古典資本理論。

在研究史上，大部分時間里，資本都是指與土地、勞動并列推動經濟增長的一種基本的生產要素，它以實物和貨幣（金融）形態(tài)出現，也被叫實物資本和金融資本，統(tǒng)稱物質資本。

隨著資本研究的逐漸深入，在20世紀60年代，舒爾茨(C•Schulz)、約翰遜(ChalmersJohnson)等發(fā)現人力也是種資本，資本可以存在于個體勞動者之中，它不是僅僅以實物和金融的形式出現的。舒爾茨在1960年的美國經濟學年會上第一次系統(tǒng)地提出了人力資本（humancapital）的觀點，他認為人力資源應該被視為“一種資本形式，一種產品的生產手段和一種投資產品”（1960）。幾乎是同時，約翰遜（1960）也提出，因為獲得了具有經濟價值的知識和技能，勞動者已經變成了資本家，即持有了不同于物質資本又同屬于資本類別的人力資本。貝克爾（1964）則對舒爾茨的理論進行了詳細的分析，一個較為系統(tǒng)的人力資本理論建立起來了。人力資本理論認為，勞動力的能力、技術水平等也是經濟發(fā)展的重要因素。一個社會擁有的受過教育和訓練的健康工人決定了傳統(tǒng)的古典生產要素的使用效率，而人力資本的投資則大大提高了工人的技能，這就是經濟不斷保持增長的重要源泉之一(貝克爾，1987；舒爾茨，1992)。

以上理論都在后來的實證研究中得到了充分證明。

人力資本理論的引入在研究上有著巨大的意義，它修正了主流經濟學對資本的界定，大大擴展了社會財富創(chuàng)造中的資本概念，揭示了從工業(yè)經濟社會向知識經濟社會轉化過程中，人的知識和創(chuàng)新能力在財富創(chuàng)造中的決定作用，肯定了在知識經濟時代人的巨大潛能以及教育所具有的重大意義。

人力資本概念的提出使得資本的內涵有了很大擴展，資本理論往前垮進了一大步。此后社會科學工作者探索的腳步不斷加快，在人力資本理論提出的20年后的20世紀80年代，社會資本（socialcapital）理論興起了。首先是法國社會學家布迪爾（Bourdieu）正式界定并在社會學領域使用了社會資本概念，把它與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并列，幾年之后，美國社會學家科爾曼（Coleman）把它引入了美國社會學界并用它來解釋人的行為。

社會學與社會資本理論

20世紀80年代，著名法國社會學家布迪爾在《社會學研究》上撰文，首先從社會學的角度界定了社會資本的概念（社會資本這一概念之前就有人提出，但和后來的真正意義上的社會資本概念差距較大），他認為社會資本（socialcapital）是實際的或潛在的資源的集合體，這些資源同為大家共同熟悉或認可的制度化關系的持久網絡占有聯(lián)系在一起。這一網絡是大家共同熟悉和得到大家公認的，并且是一種體制化的關系網絡(Bourdieu，1985)。不難看出，在他的定義中，社會資本是一種資源的集合體，而且這個集合體是和社會關系網絡聯(lián)系在一起的。布迪爾是第一個把社會資本和社會關系網絡聯(lián)系起來的社會學家，他對社會資本的這一界定也把社會資本放到了社會學的框架之下進行研究。在進一步的論述中，布迪爾把資本按照形式劃分為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從社會學的角度，他認為社會資本與經濟資本一樣，他們都屬于資本的范疇，對其進行投資都是有回報的，同時，社會資本又和經濟資本不同，它不是自然稟賦的，是在后天人們的活動中產生的，是看不見的，屬于無形資產。

布迪爾的文章發(fā)表后三年，在美國，一位叫詹姆斯•科爾曼(JamesColeman)的社會學家在《美國社會學學刊》發(fā)表了《作為人力資本發(fā)展條件的社會資本》（1988）一文，首次在美國社會學領域完整地使用了社會資本這一概念，把社會資本引入了美國學術界，他認為在解釋人的行為時，除已有的金融資本、人力資本外，還必須引入社會資本的概念。撰寫此文的目的在于說明社會資本與人力資本之間的關系，認為離開了前者，人力資本的積累就無從實現。在得出結論之前，科爾曼先對社會資本的概念和內容進行了界定，把社會資本定義為是“個人擁有的社會結構資源”，其內容包括社會團體、社會網絡和網絡攝取。社會中的個體只有通過社會團體的成員資格和社會網絡的聯(lián)系并在此基礎上進行網絡攝取，才能得到社會資本的回報。Coleman(1988)給出了社會資本的五種表現形式：義務與期望；信息網絡；規(guī)范與有效懲罰；權威關系；多功能社會組織和有意創(chuàng)建的社會組織。他認為，社會資本具有兩個性質：不可轉讓性；對于收益者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質。

在科爾曼提出社會資本理念的同時，林南（NanLin）等社會學家也在關注著社會資本的發(fā)展，與前者不同的是，林南等學者的社會資本理論是從社會網絡出發(fā)，視角在于“關注社會資本的使用”。林南在社會網絡的研究方面享有廣泛的聲譽，他（2001）把社會資本定義為“一種嵌入在社會結構當中的流動的并且可以通過目的性行動來攝取的資源”，可以看出，在林南看來，社會資本是在社會網絡中的資源，社會資本有三個關鍵性的組成部分：嵌入于一種社會結構中的資源；個人涉取這些社會資源的能力；個人通過有目的的行動運用或動員這些資源。林南從格蘭諾維特（Granovetter，1985）關于非經?；雍偷陀H密度的“弱聯(lián)系”的概念出發(fā)，認為弱聯(lián)系網絡與強聯(lián)系網絡相比能提供更多、更豐富和更易獲得的社會資源。

科爾曼系統(tǒng)地提出了社會資本的概念，而波茨（Portes）則把社會資本引向比較精細的方向，他（1993）認為，社會資本是人通過他們的成員資格在網絡中或者在更寬泛的社會結構中獲取短缺資源的能力，并提出社會資本是嵌入的結果。

社會資本的概念首先是在社會學上使用并得到巨大發(fā)展的，社會資本理論方面的大多數名家也都是社會學家，但這些社會學家在思考社會資本時又往往采用經濟學的方式，同時也用社會資本理論來探討各種經濟學現象和問題，這使得社會資本理論在經濟學領域有了很大發(fā)展并得到廣泛運用。

經濟學管理學對社會資本概念的引入與發(fā)展

經濟學界首先關注社會資本的經濟學家是盧里（Loury），他在對勞動力市場研究中發(fā)現，以社區(qū)的社會資源所體現的社會資本決定了處于不同社會地位群體的收入和就業(yè)機會。盧里（1977）在比較了生活區(qū)域不利的黑人孩子和其他孩子之后發(fā)現，通過實施對種族嗜好的合法禁止和提倡機會均等計劃并不能使得這些黑人孩子在長大后能獲得其他孩子一樣的能力以及由此帶來的同等收入與就業(yè)機會，原因在于他們所處的社區(qū)環(huán)境中可獲得的社會資源較少。通過這一研究，盧里在經濟學領域內引入了社會資本的概念，認為社區(qū)中隱含著社會資本。他還認為，經濟學中的“完全的利己主義”在生活中并不存在，個人追求的利益并不是完全以自我為中心的，原因在于，現實中的人不是以個體的方式存在的，而是鑲嵌在一定的社會關系網絡之中的。

盧里的理論給了科爾曼很多啟示，他于1988年在美國學術界引入社會資本概念并把他系統(tǒng)化時，把社會資本定義為“個人擁有的社會結構資源”，并對社會資本理論進行系統(tǒng)研究，1990年他又擴大觀察對象，增加了社會資本的垂直部分，使得社會資本的內容從水平型聯(lián)盟擴展到了垂直型集體以及不同實體之間的行為，垂直型聯(lián)盟的特征是科層關系和成員之間的權利關系，這就涉及到了微觀經濟學方面的內容?？傊b于科爾曼社會資本方面理論的系統(tǒng)性，雖然他是從社會學家的角度提出社會資本的，但他的很多觀點成為了經濟學進行社會資本研究的基礎。

著名經濟社會學家格蘭諾維特（Granovetter，1985）在提出自己的“弱關系力量”假設時，強調人們的經濟行為也嵌入于社會關系網絡的信任結構之中，這種大范圍的社會信任結構就為特定的交易提供了具體的規(guī)則性期望，有效阻止了違反“互惠性”義務行為的發(fā)生，從而大大節(jié)約交易成本，提高了效率。

以上學者雖然在經濟學上使用了社會資本，但他們最終研究中心還是在社會學上的，普特南（Putnam）的出現讓社會資本全面進入了經濟學、政治學等領域，引起了社會科學界乃至整個學界（尤其是經濟學界）的重視，他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一系列理論和觀點也使得自己成為了社會資本研究史上繼布迪爾和科爾曼之后的第三個標志性人物。

普特南是在研究意大利南北政府績效時候引入社會資本的概念的，他所領導的一個研究小組探索了經濟現代化程度與制度績效之間的關系后發(fā)現，僅僅將南北制度績效上的差異歸結為南北方經濟現代化程度上的差異是有很大不足的。于是，他們深入到意大利一千年前的歷史中尋找根源，運用了大量證據有力地證明，公民生活的差異在解釋制度成功方面有著關鍵性的作用，在此，他引入了社會資本的概念，他認為社會資本定義是“一種組織特點，如信任、規(guī)范和網絡等，像其他資本一樣，社會資本是生產性的，它使得實現某種無它就不可能實現的目的成為可能”。意大利最富經濟活力的中北部地區(qū)賦有公民活動的網絡和規(guī)范，并由此形成了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紡織品和服裝、家具、農業(yè)機械、制鞋設備、優(yōu)質陶瓷和瓷磚等“集群”(cluster)產業(yè)，這些網絡組織使得小企業(yè)在專業(yè)化的基礎上既能獲得規(guī)模經濟，使得地區(qū)經濟充滿了活力；而南方地區(qū)所具有的則是一種垂直的政治結構、零碎而且孤立的社會生活，以及互不信任的社會文化，他們的家族企業(yè)之間也一樣相互不信任，從而導致了無論在創(chuàng)新性，還是在企業(yè)活力和企業(yè)競爭力方面都無法與中北部的企業(yè)相提并論，使得南方經濟普遍比北方落后。

普特南(1993)認為，南方差距產生的一個重要因素在于他們的社會資本存在差異，社會資本通過推動和行動提高了社會效率，社會資本提高了投資于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收益，而南方的社會資本偏低，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釋南方經濟落后這一現象。

普特南（1996）認為，社會資本逐漸被認為是全世界經濟發(fā)展的關鍵因素。他指出，許多有關農村發(fā)展的研究成果表明，對于當地的經濟增長來說，由當地基層協(xié)會組成的富有生命力的網絡同物質投入、適合的技術一樣必要。

就社會資本對經濟產生影響這個觀點來說，普特南得到了絕大多數學者的支持。后來的學者武考克(Woolcock，1998)、簡•弗泰恩和羅伯特•阿特金森（1997）、埃文斯(Evans，1998)和福山(Fukuyama，1995)分別從創(chuàng)新、制度經濟學、經濟發(fā)展和國家政策等方面研究社會資本，發(fā)現當各方面都以一種信任、合作與承諾的精神來進行經濟交往時，就能得到更多的回報，也能提高生產率。

在管理學領域，使得社會資本理論得到最大運用和發(fā)展的是美國學者伯特(Burt)，他的“結構洞”理論指出，如果有經濟體（企業(yè)）能與結構洞兩端的個體（組織）都建立起關系進而跨越機構洞，它就可以同時使用兩端個體（組織）的資源并因此而獲得競爭優(yōu)勢，在市場經濟中取得最后勝利。

在理論研究進行的同時，有關社會資本的實證研究也在同時開展，相關實證研究也證明了已有的大部分社會資本理論觀點的正確性。這其中萊克和基費（Knack&Keefer，1995）、扎克與萊克(Zak&Knack，2001)、古依斯等（Guiso，2001）從實證的角度驗證了社會資本能帶來經濟增長。在國內研究中，張維迎（2002）、張其仔（1999）的研究表明社會資本和信任對經濟發(fā)展有一定促進作用。張廣利（2004）驗證國外有關社會資本理論在我國社會文化背景下的適用程度，并比較中西方社會資本差異。

社會資本理論研究中存在的爭議

由于社會資本理論發(fā)展的歷史比較短，研究學者在社會資本是否集體所有、群體是否封閉、測量能否量化等方面存在爭論。其中爭論最激烈的是在社會資本是否集體所有的領域，以科爾曼和普特南為代表的一部分學者認為社會資本屬于公共財產，科爾曼認為社會資本的兩個特點之一就是具有公共性。而以波茨為代表的另一些學者認為，社會資本并非公共物品，原因在于社會資本可能有明顯的排他性和對整體社會的消極作用。

在社會資本會促進經濟發(fā)展這一觀點上，也并不是得到所有學者的認同。有學者（Honget等，2001）研究發(fā)現，一個國家或地區(qū)的社會資本與經濟發(fā)展之間并不存在顯著的相關性。Miguel等（2001）認為不是社會資本帶來了經濟繁榮，而應該是相反。而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獎得主阿羅雖然斷言世界上許多經濟落后地區(qū)，市場經濟不發(fā)達可由缺乏相互信任來解釋，但他卻認為這和社會資本無關，甚至認為社會資本根本不能被稱為資本。以上爭議仍有待于近一步的探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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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現代語言學；融合；學科交叉

中圖分類號：H0-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8-0392-01

近年來，對經濟學和語言學進行交叉研究的理論成果越來越多，新興的學科分支正逐步形成。與經濟語言學相比，國內學者對語言經濟學的關注程度更高，形成了不少有見地的理論觀點，并成立了專門的研究機構乃至建立博士專業(yè)點。相形之下，經濟語言學似乎還不那么受到重視，其實作為學科交叉與整合所產生的新領域之一，經濟語言學同樣值得我們關注并加以研究探討。

語言經濟學的理論基礎是人力資本學說和教育經濟學。它是一門語言學和經濟學交叉相融的邊緣學科。一方面，它一直是語言學隱型或顯型的一個分支；另一方面，它是非常年輕的經濟學分支。

經濟語言學的相關屬性主要表現在言語配置優(yōu)化與否，效用是否最大化。向明友（1998）指出：人類的言語生活受行事能量守恒定律、追求言語效用最大化規(guī)律、言語邊際效用遞減規(guī)律所支配。正是由于這三條規(guī)律的存在，人們才去追求言語的優(yōu)化配置，并使言語的優(yōu)化配置成為可能。在語用行為規(guī)律中，語言經濟與否，其優(yōu)化配置表現為下列五種屬性：一般均衡性、前提共識性、擇近性、從眾性和言語生效性。此五種屬性可概括并稱為經濟語言學的屬性，其表象和目標為言語的優(yōu)化配置。之所以將這五種特點稱為經濟語言學的五種屬性，是因為如果按照這些屬性來配置語言，言語的效用就能達到最大化，言語的配置就能達到最優(yōu)化。效用最大化的言語，實現優(yōu)化配置的言語實際上就是真正意義上的最經濟的言語，能使言語實現最優(yōu)化的屬性也必然成為經濟語言的基本原則。

1.經濟語言學的一般均衡性。均衡（equilibrium）也叫平衡，這是借用的物理學中的一個概念，本意是指當物體同時受到方向相反、大小相等的兩個外力作用時，該物體因受力均衡而處于暫時靜止狀態(tài)。最早把這一概念引入經濟學的是英國經濟學家馬歇爾，用來研究商品的供求關系，形成了經濟學中的局部均衡理論。后來的經濟學分析中，法國經濟學家又提出了的一般均衡理論，從而使“均衡”思想成為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分析工具和價值理論之一。將均衡概念引入經濟語言學，主要用在對言語投入與需求量關系的分析上。

2.經濟語言學的前提共識性。經濟語言學是語言哲學家、語義學家、語用學家以及話語分析家共同關注的課題之一，哲學和語義學從例題的語義關系角度關注前提問題，語用學研究突破命題范圍，突出強調語用前提的重要性。

3.經濟語言學的擇近性。省力動機是人類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典型范例，受省力動機的支配，人們在講話時總是容易選擇自己最熟悉、最了解的話題，在推定話語前提時，也最容易根據自己已有的經驗下結論。言語行為中擇近現象很多，比如“三句話不離本行”這一說法，描述的就是言語的擇近性，也就是人們講話時總是容易選擇自己最熟悉、最了解的話題展開。

4.經濟語言學的言語生效性。言語行為理論在對說話行為和施事行為的研究上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對取效行為的研究幾乎是一片空白，我國學者顧日國（1994）對取效行為存在的癥結發(fā)表過自己的觀點。實際上，在言語交際行為中，人們以言行事，但言語在行事過程中僅起承載信息、調節(jié)關系的作用（向明友2001）。如果要行之事的難度超出受話人的能力，出現受話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況時，言語就未必能實現預定目標，但言語的效用還是得到了充分體現。這時就出現言語的效用（utility）和效果（effect）不統(tǒng)一的情況，這不是言語的過錯。如果發(fā)話人言語能讓聽話人明白自己該做什么，而且聽話人全心全意去做這件事，那么發(fā)話人的言語就算達到了優(yōu)化配置。

5.經濟語言學的從眾性。從眾心理對人類的語用行為有著重要的制約和規(guī)范作用。為了實現語用行為中的言語效用最大化，交際者雙方須共同沿守從眾性，即必須遵守語言社團內大多數成員都共同遵守的長幼、尊卑、真假、善惡、美丑等社會文化方向的道德、信念及價值觀規(guī)則，法律、法規(guī)及公約等社會組織規(guī)則以及語言工具的結構規(guī)則。

在當今社會，不包含經濟學屬性的語言學意識，不是與時代契合的語言學意識；同樣地，排除了語言的重要性的經濟學理論也沒有更長遠的未來。經濟語言學作為一門新興的邊緣學科，為人類語言的研究提供了嶄新的工具和視角，呼喚更多知曉經濟學和語言學的人員加入到這一行列中來。由于作者學術能力有限，對于經濟語言學這一學科的描述介紹還很不全面，但是可以預見，經濟學語言的研究，尤其是經濟學語言的修辭學研究將成為今后越來越多的學者們關注的重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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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姜國權.語言經濟學與經濟語言學比較研究[J].黑龍江高教研究，20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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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自然地，這種努力促成了一門新的分支科學的誕生。該學科研究的是與傳統(tǒng)經濟學理論相悖的反常行為，探求新的決策模型，并將其加以實際應用以驗證模型的功效。行為視角更具雄心的目標是能夠影響實用領域的研究者進行實證和規(guī)范分析的方式。總的來說，在應用領域中才能評價出這些新的觀點的有用性。如果是有用的，人們希望，有朝一日它能夠與主流觀點相融合。

基于行為背景取得進展的一個例證是金融學。行為金融學如今正在蓬勃發(fā)展，已有足夠的成果保證其成為一門獨立學科。行為金融學的成功，部分源自標準的基準模型與豐富的現實數據之間相當明顯的矛盾，用行為傾向填補有助于消除對金融市場和基本理論的令人不安的理解上的差異。

盡管其他應用領域沒有取得相似的進展，但是沒有理由認為不可以或不應當把人類的行為特征應用到其他領域。

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傳統(tǒng)的消費者決策模型在一些問題上對人類行為的實證描述不夠充分，人們對行為經濟學的興趣被激發(fā)了出來。這些證據（與傳統(tǒng)的經濟模型相悖）說明，人們的能力在一些方面――尤其是理性、自我控制和自利方面是有限的。

人們處理信息能力的欠缺，證實了人們有限理性的存在。人們在作決策時，一般是采取試探方法或根據經驗；而且對事情的各種可能性的估計存在偏差。另外，人們往往會囿于似乎不相干的信息，不愿改變現狀，厭惡損失?？傊?，他們不能達到期望效用的最大化。

非完全自控是指，經濟主體作出的決策常常會與他們的長期利益背道而馳。自我控制問題會導致成癮行為、儲蓄不足或拖拉延遲。與新古典觀點相反，將選擇集加以限制，這對意志力有限的經濟主體而言是有益的。自利性不足是指，人們的偏好考慮了社會因素。人們關心，或看上去是關心別人的福利。人們也講究互惠：樂意別人公平地對待自己，也會在別人表現得公平時公平地對待別人。結果就是，經濟主體比新古典所假設的更為心地善良且（當他們受到不公平對待時）更為懷恨在心。

除了背離傳統(tǒng)經濟學模型的上述三個基本點之外，經濟學家還對影響經濟決策設計的心理學和社會學因素進行了考察，同時還探究了決策機制以期弄清楚人們決策過程中的“黑箱子”，并對其加以模擬化。神經經濟學的最新研究就直接針對決策到底是如何作出的這一問題。這是個相當重要的進展，因為這有助于解決建立基于個人決策的福利標準時遇到的根本難點。

除了修正過的個人決策模型，其他行為模型也可幫助我們理解經濟體制的運作。在規(guī)范經濟學方面，加入行為要素的模型有助于建立更好的制度，這不僅僅建立在對制度作用的更深入理解上，更是建立在對個人需要和福利概念的更深理解之上。

比如在公共經濟學領域有實證和規(guī)范兩個目標；其目的不僅要描述公共政策的效果，而且要對它進行評價。這就要求我們構建包括以下兩個組成部分的人類決策模型：一部分描述選擇，而另一部分描述福利?；谶x擇，我們可以預測政策改革對個體行動以及價格和資源配置的影響?；诟＠?，我們能夠確定這些變化是有益于消費者還是會傷害消費者。

傳統(tǒng)上，經濟學家不區(qū)分經濟模型的行為和福利，因為標準的福利分析立足于現實性偏好理論。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從人們的選擇中推斷其需要。當進行政策評價時，我們試圖充當個體的人，從相應條件下觀察到的消費選擇中推斷他可能的政策選擇。

但人們對行為經濟學的興趣與日俱增，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標準消費者決策模型不能為人類行為提供充分的實證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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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波普爾；索羅斯；西方當代經濟學；理性；心理學

中圖分類號：F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4）01-0152-02

20世紀30-50年代流行于西方的邏輯實證主義流派一直影響著西方經濟學的方法論，直到卡爾·波普爾的證偽主義科學哲學的出現，對西方經濟學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證偽主義是波普爾在經濟學中的遺產，具有合理性和進步意義，它強調“不斷證偽”和“逼真度”，與經典經濟學理論契合頗深。

是一種歷史決定論，認為人類社會的發(fā)展同自然界的運動都有一定的規(guī)律，并預言現存的資本主義制度必然會滅亡。波普爾卻認為自然界的運動有規(guī)律可尋，而人類社會的變化卻是無規(guī)律的。從批判理性主義的角度，波普爾對的理論和實踐作出了分析性的批判，但是他批判的對象不是馬克思本人，而是一些所謂的“庸俗的者”，這種庸俗的不具有科學性。同時，他又是對馬克思的經典經濟學的更新者。在他看來，科學的理論不適用于普世，“真?zhèn)尾粚ΨQ性”是波普爾哲學思想的核心。

喬治·索羅斯是一位運用哲學的思維來判斷經濟形勢的金融家，在倫敦經濟學院受其導師卡爾·波普爾的證偽主義哲學的影響下，提出了反射性理論。他將這一理論運用到金融證券實踐中，并獲得巨大成功。他認為參與者對事實的認識是有限的，不像經濟學上經常假定的理性人以及對市場擁有完整信息，同時他認為事實有其內在的規(guī)律性，其內在的客觀性最終決定走向。盡管剛開始，卡爾·波普爾對于索羅斯的經濟能力并不看好，但他從推銷手袋做起，二十多年后，無疑已成為現代經濟世界中的一股強勢力量。

他的“徹底可錯性”觀點認為，人類的思維和客觀之間存在扭曲，不完全了解這個世界，也絕不可能有人掌握絕對的真理。在較深的層次上，他與波普爾的科學觀產生根本性的分歧，明確表示完全不贊成波普爾關于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方法論統(tǒng)一的思想。在他看來，相對于自然現象，社會現象的非客觀性顯而易見，社會科學完全模仿自然科學是不正確的，還可能有不好的結果產生。

就知識層面來說，索羅斯對于西方當代經濟學并沒有深入的研究和掌握。他只是就西方經濟學的基本思想和方法論有初步的認識和批判。他認為經濟學最核心的思想應把經濟學當作自然科學來研究，達到觀念和概念的“均衡”。其次，索羅斯還批判了經濟學的方法論。經濟學在經濟學研究中占據了主流地位，對人類有著巨大的影響，以概念、數據及輸血模型為基礎，是比較完整的理論體系。索羅斯強調了經濟研究方法的實證性、均衡性等。他對于經濟學的科學性也給予了批判，要改變信念，用“可錯性”替代“科學性”，徹底否定自然科學方法在經濟學中的適用性和確定性。然而，他完全贊同波普爾的反對歸納法推崇演繹法。

從上述簡要介紹中，我們可以看出索羅斯的經濟思想與西方經濟學的本質差別。

從研究對象角度來看，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是對立關系。西方經濟學是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適應市場經濟的發(fā)展要求。歐美經濟思想理論上來說是否定和批判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有著“西方經濟學是庸俗經濟學”的論斷傳統(tǒng)，強調當代西方經濟學脫離了對經濟本質的分析，只描述了經濟現象的表面聯(lián)系，不能觸及到經濟問題的本質。他們的基本立場是堅持對馬克思經濟思想的總體分析。①肯定了馬克思經濟思想的偉大成就，同時也認為馬克思經濟思想應與傳統(tǒng)經濟學思想相互學習。

在經濟學的認識中，人的行為是受外在刺激的一個良性反應，與受到的內在心理刺激并無大的關系。反觀心理學，則認為人類的行為是以一種自覺的、理性的方式來進行。心理學與經濟學不同，不推崇“理性”，他們認為理性并不完全影響人的行為決策?？偠灾洕鷮W重視外在刺激，而心理學則重視內在刺激。不僅如此，經濟學趨向正規(guī)化、邏輯化，而后者更強調問題的本質特征。盡管兩者在這方面存有差異，但在某種程度上同樣會出現一定的融合和交叉影響。

心理學在經濟學領域中一般有兩類：一是運用心理學能夠解釋經濟學中的一些現象；二是心理學同樣也能解釋經濟學不能解釋或者解釋不全的現象。例如在金融領域中有很多現象是以往的經濟學難以解釋清楚的。

現今的市場經濟是自由的，價格決定了生產的方向，而消費者是有權利和有能力去決定他們是否要在商品上消費。理性思維是認識的高級階段，包括概念、判斷、推理、假說何理論等形式。在《實踐論》中指出，理性的東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來源于感性。②就房地產行業(yè)來分析，房價的持續(xù)抬高離不開人們的從眾心理在作祟。從心理學角度看，從眾心理是現今社會的一個普遍的心理現象，是一種非理性思維，在經濟學上稱這種現象為“羊群效應”，原先是指在一群羊中有一只羊突然跑起來，其他的羊也會跟著一擁而上。因而，在市場上，一小部分有影響力的人做出某個決定，往往就會引起大眾跟隨。房價的逐年增漲，這本是正常的現象，但漲的太快就不免是由于一部分人的從眾心理“炒”出來的。這種非理性思維是盲目的，往往會使人失去客觀的判斷能力。這就是從心理學角度來解釋的結果。

所以，實踐證明，心理學的發(fā)現和運用大大的擴展了經濟學的研究視野，為經濟學能夠更加完善地解釋人類的行為提供了創(chuàng)新的見解。近年來，心理學對人類行為的新發(fā)現和實驗成果使得傳統(tǒng)經濟學的很多理論遭遇被改寫的命運，當代經濟學不得不朝更加堅實的新方向發(fā)展。

注釋：

①霍華德·金.經濟學史[M].顧海良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64-70.

②.實踐論[M].人民出版社，1952.

參考文獻：

[1]錢小虎.淺析宗教的世俗化傾向[J].江蘇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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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行為經濟學理論；現代經濟生活；“三個不等于”

中圖分類號：F0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8-0-01

什么是行為經濟學呢？行為經濟學作為經濟學的一個年輕分支，之所以能夠成為主流經濟學，我想它的吸引力就在于它能夠有力地解釋了傳統(tǒng)經濟學所無法解釋的一些現象。也可以說行為經濟學的出現充實了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并使得經濟學的研究范疇從商品現象擴大到了人類的行為。

一、行為經濟學定義

1.從空間定義來看

行為經濟學就是透過人們各種經濟活動中的行為解釋經濟現象的本質的一門經濟學。行為經濟學它研究的核心領域也是經濟學的研究領域，即生產力、生產關系、資源的有效配置以及利益分配問題等。

2.從時間定位來看

行為經濟學屬于現代經濟學。具體地說，行為經濟學是一門與心理學有機結合，通過可控實驗、調查等方式考察人們在不完全理性的市場中各種經濟活動時的行為模式，分析影響行為的內外部因素，理解并解釋經濟現象，以檢驗并修正先驗理論，并提出自己的理論的現代經濟學科。

二、“三個不等于”于現代經濟生活中解釋

如何借助心理學分析方法還原人性中某些非理性本質和解釋了哪些傳統(tǒng)經濟學所解釋不了的一些現象。而且理解好這個問題也有助于我們進一步理解行為經濟學。具體地說，就是“三個不等于”：

1.想的≠做的

我們去商場買東西的時候，有的時候我們已經想好了買哪樣物品，但有的時候，遇到商品打折，結果是改變自己最初的想法，買了這些打折商品。實質上這種消費的行為并不是理性的，也就是本應是理性“經濟人”變成了非理性“經濟人”。就是說人并非完全理性自私，人的決策除受客觀因素影響之外還受其心理因素影響。這就是行為經濟學中人具有的是“有限理性”的觀點。

但這種非理性的行為又是不可避免的。可以說大幾乎每一個人都犯過這樣的錯誤，所以說行為經濟把我們從傳統(tǒng)經濟學中理性十足的“經濟人”，還原為活生生的容易犯錯誤的普通的、偏好不一的消費者。因此說，我們多了解一點行為經濟學的常識，有助于我們提高在消費過程中的幸福指數。

2.錢≠錢

錢不等于錢，我們說這個等式成立嗎？這個等式在行為經濟學中它就成立。比如我們說500元≠500元？

上大學的時候，學校發(fā)獎學金，那段時間會出現什么現象呢？就是大學附近不少小飯店生意會十分興隆，比如你得出500元獎學金了，一般的人都經不起同寢室其他人的惦記，最終免不了請他們大吃一頓。同樣這500元錢換個環(huán)境，假設它是你歷時一周辛辛苦苦做家教得來的報酬，那么你會怎么做呢？想必再象這樣請客就很困難了。我們看同樣的500元錢，因為前者它是一筆意外之財，所以你會很輕易地把這錢花出去，那么，這個時候500元還等于500元嗎？可能其他經濟學理論很難解釋，但行為經濟學它有一個很好的解釋。

這就涉及到了行為經濟學中心理賬戶的概念。為了記錄、總結、分析或者報告我們財務上的收入和支出，進而弄清楚我們每一筆錢最終都用到了什么地方，我們建立起各種財務賬戶，象生產成本賬戶、現金日記賬、費用賬戶等等。而心理賬戶也和它有同樣的目的，只是有時候人們會下意識的把每筆錢都歸入某些賬戶，而由此導致經濟行為結果發(fā)生變化。這些抽象的、存在于人們心里的賬戶，就是心理賬戶。也就是說，我們的獎學金在一個賬戶，從心理上講這個賬戶里我們得到的錢的機會成本相對較低，所以這個賬戶的錢我們花的更加容易些；家教收入則在另一個賬戶中，這一賬戶中的錢我們主觀上評價它們更加來之不易，機會成本比前一賬戶中的高，所以我們就不會輕易把它花出去。于是就有剛才我們提出的500元不等于500元之說了。也就是同樣是500元錢，由于我們建立不同的心理賬戶，使得它們的預算、成本和支出便成了不同的概念。

那么，既然每個人心中都有不同的心理賬戶，那么我們說如何來劃分心理賬戶呢？行為經濟學告訴我們一般應當劃分為三種形式：最小賬戶、與當前有關的賬戶和綜合賬戶。最小賬戶就是需要作出選擇時，在兩種選擇中比較他們的不同點；與當前有關的賬戶就是根據當時當地的經濟環(huán)境建立參照系和考慮經濟行為的結果；綜合性賬戶就是一般劃分的賬戶，象每月固定支出、儲蓄賬戶等等。

3.快樂≠幸福

近幾年，我們經常討論幸福指數話題。比如全國幸福指數的城市排名等等。那么我們說快樂為什么不等于幸福呢？比如這個月單位發(fā)給你5000元獎金，你一定非常高興非常快樂。你一定是高高興興把錢拿回家了。但是第二天，你不慎丟了2000元，這個時候你的幸福指數怎么樣呢，會明顯下降一大截；第三天你愛人做美容又辦個了年卡2000元，你的幸福指數又降了一大截；然后這個月又有一朋友結婚隨禮200元；同事生小孩子200元；你開車不小心違章又罰款200元，一共4600元，盡管這個時候還剩400元，但這個時候你的幸福指數怎么樣呢？基本上已經消失殆盡，已經為0了，沒有了。我們說不還剩400嗎。

行為經濟學認為，“同樣是一百塊錢，失去一百塊錢給我們帶來的痛苦非常的高。而撿到一百塊錢所給我們帶來的快樂，卻相對比較少。”在行為經濟學里，這叫做損失厭惡的一種傾向。人們對于獲得和損失的敏感程度是不一樣的。損失的痛苦要遠遠大于獲得的快樂。你損失100元所帶來的痛苦，是獲得100元所帶來快樂的兩倍還要多。所以說如何在獲得與失去中獲得快樂呢？從這個方面來說，就要提高控制自己的厭惡失落情緒的能力，說白了就是要調整好心態(tài)，其實即便出現損失也沒有自己認為的那么嚴重，無形之中就增加了自己的幸福感。

因此，快樂≠幸福。也就是在快樂的基礎上，你的欲望越小，幸福指數就會越高。所以中國有句古話說的非常好：知足常樂。

三、小結

總之，行為經濟學它是一門什么學問呢？它是一門教我們更加理性的做出正確的選擇，做出快樂的選擇的學問，是一門教我們管理好自己的心理賬戶，讓消費的行為快樂和幸福起來的學問，是一門幸福的經濟學。

參考文獻：

[1]黃有光，著.經濟與快樂[M].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0.

[2]呂保軍.行為經濟人的三個基本特征[J].經濟學家，200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