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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信息資源共享系統(tǒng)　績效評估　信息資源共享

[分類號]G250.7

國外信息資源共享系統(tǒng)的形成和發(fā)展都早于我國。20世紀90年代，國外學者就系統(tǒng)內確立和實施統(tǒng)一的圖書館績效評估體系這一問題進行了廣泛的討論。之后，這一研究熱點逐漸分化為信息資源共享系統(tǒng)和圖書館兩個方向的研究，前者是以圖書館網絡和信息資源共享系統(tǒng)為研究對象，旨在構建信息資源共享系統(tǒng)績效評估體系；后者主要集中于數字資源的利用績效和數字圖書館績效評估。通過對“數字圖書館使用及服務評價”、“數字信息資源及服務統(tǒng)計和績效評價”的探討，可幫助圖書館確定在館藏體系變化和圖書館轉型中的具體目標，這些都是信息資源共享系統(tǒng)績效評價研究中亟待解決的問題。

這一時期，伴隨著由歐盟支持的跨國圖書館合作不斷發(fā)展以及各國數字圖書館的建設和開發(fā)，地區(qū)間信息資源共享的需求日趨強烈，信息資源共享的效益也隨之顯現出來。尤其是LibQUAL+TM和E-Metrics等圖書館績效評估和數字資源利用績效評估項目的實施和推廣，有力地推動了圖書館進行資源利用和服務質量的標準量化評估。統(tǒng)一標準的實施為圖書館進行利用和服務的比較提供了參照和依據，也為信息資源共享系統(tǒng)績效評估實踐提供了必要準備，使得信息資源共享系統(tǒng)績效評估的研究具備了“實用主義”的砝碼。信息資源共享系統(tǒng)績效評估研究規(guī)模雖然遠不及圖書館績效評估，體現為研究者較為集中、研究成果少的特點，但仍逐漸形成了以下三個代表性的研究角度：

1　信息資源共享系統(tǒng)績效評估的綜合研究

該角度的研究開展得最早也最為廣泛，相關的研究項目的開展和會議研討所制定的評估指標框架為后續(xù)研究奠定了基礎。在國外早期對信息資源共享系統(tǒng)績效評估研究中，1996年McClure和Lopata的“Assess-ing the academic networked environment：strategies and options”可謂是“開山之作”。該指南分四個部分，系統(tǒng)地論證了信息資源共享系統(tǒng)評估的基礎；定量和定性相結合的數據采集方法的指導方針及建議；從用戶、成本、網絡傳遞、利用、服務和支撐6個關鍵評估要素人手，設計績效評估體系。該文的最大貢獻在于提供了績效評估體系的研究框架，將系統(tǒng)績效與外界環(huán)境的變化實際結合起來，進而提出評估的重點；將建立績效評估策略和機制放在關鍵的位置上，強調多方配合去構建新型的信息資源共享系統(tǒng)模式。然而，受到時間的局限，它針對的是以傳統(tǒng)圖書館構成的信息資源共享系統(tǒng)，隨著數字圖書館的發(fā)展，所提出的績效評估指標有待更新。

1999年8月，“圖書館和信息服務績效評估――第三屆諾森比亞國際會議”的中心議題，是圍繞著信息資源共享系統(tǒng)績效評估實施過程中評估指標設計、績效評估的具體操作及實現等問題展開的。

美國博物館和圖書館服務協(xié)會(IMLS)資助的Na-tional Data Collection Models for Public Library Network Statistics and Performance Measures和加拿大的“APLEN績效評估戰(zhàn)略”都是圍繞著建立信息資源共享系統(tǒng)統(tǒng)計數據和指標體系，通過績效評估統(tǒng)一數據的采集，開展了大規(guī)模的信息資源共享系統(tǒng)的績效評估。經項目的實施發(fā)現，公共圖書館、聯盟和國家圖書館機構都可以實現統(tǒng)一數據的采集，在變化的環(huán)境中，信息資源共享系統(tǒng)的統(tǒng)計指標還可以進行動態(tài)的調整，因此需要建立一個機構負責成員的合作和績效評估的數據收集工作，這對績效評估試驗、推廣和發(fā)展必要的。APLEN開發(fā)了一套績效評估的指標(核心指標、選擇性指標)和質量標準，基于此開展了相應的實證研究。美國研究圖書館學會(ARL)隨后也公布了大學研究圖書館網絡統(tǒng)計和績效評估數據采集指南。這個指南從信息資源共享系統(tǒng)的視角，用數據統(tǒng)計的方法敘述了圖書館的利用和用戶狀況，幫助成員圖書館識別和選擇數字信息資源利用和用戶的統(tǒng)計及測量指標，規(guī)范了統(tǒng)計和評估的范疇及過程，提高了對統(tǒng)計和測評收集、分析、報告等數據的關注程度。

這些國外代表性的信息資源共享系統(tǒng)績效評估研究強調建立統(tǒng)一評估標準使績效評估具備普遍的適用性和可操作性，確?？冃гu估指標可定量描述并易于采集和分析，但因受到統(tǒng)計指標的約束，很難對信息資源共享系統(tǒng)的整體績效進行全方位的認識，更適用于進行信息資源共享系統(tǒng)之間和成員內的橫向比較評估。

2　信息資源共享系統(tǒng)管理和發(fā)展角度的研究

該角度主要探討信息資源共享系統(tǒng)如何利用績效評估推動自身的科學管理和持續(xù)發(fā)展。在借鑒管理學中戰(zhàn)略管理和績效評估的理論和方法基礎上，該角度強調從信息資源共享系統(tǒng)戰(zhàn)略發(fā)展出發(fā)，關注信息資源共享系統(tǒng)運行的效率，注重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對實際信息資源共享系統(tǒng)績效評估進行科學的探討。

在對信息資源共享系統(tǒng)績效的認識上，Malviya和Kumar在對圖書館網絡和聯盟管理技術的探討別指出，利用統(tǒng)一的評估標準體系能有效地提高成員參與圖書館網絡和聯盟活動的效果，從而可提高整個信息資源共享系統(tǒng)的績效，這也是系統(tǒng)成功的重要影響因素。

在信息資源共享系統(tǒng)績效評估方法和模型應用方面，Bundy和Amey建議利用成功關鍵因素對信息資源共享系統(tǒng)進行績效評估，采用持續(xù)的自我評估和周期性的外部評估相結合的系統(tǒng)評估措施，將會降低成員的抵制，強化成員之間的協(xié)作。Ching等結合臺灣電子圖書館網(TEBNET)的實踐，利用所設計的PA-TOP模型(Philosophy，Assumptions，Theory of Organising和Practices)，判斷系統(tǒng)的核心價值和實踐效果，并利用績效評估引導系統(tǒng)的戰(zhàn)略轉變，對管理、組織架構和人力資源等方面進行協(xié)調，最終實現信息資源共享系統(tǒng)運行效率的提高。2007年，Kettunen開創(chuàng)性地應用平衡記分卡方法，從信息資源共享系統(tǒng)在數字圖書館的戰(zhàn)略目標出發(fā)，設計了成員、財務、內部流程和學習相互關聯的四個維度的平衡記分卡績效評估模型，在績效評估與戰(zhàn)略實現之間建立了有效的關聯。

該角度的研究遵循了這樣一個發(fā)展過程：從績效對信息資源共享系統(tǒng)發(fā)展重要性的認識，到利用系統(tǒng)成功因素的績效分析，最后到利用相關績效評估理論方法模型設計以系統(tǒng)戰(zhàn)略為導向的績效評估。打破了績效標準限定于可統(tǒng)計分析的指標的評估模式，在這

個過程中，戰(zhàn)略導向的信息資源共享系統(tǒng)績效評估思路得以逐漸確立――建立在績效評估基礎上的績效提高，才是信息資源共享系統(tǒng)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重要保證。

3　信息資源共享系統(tǒng)服務質量和終端用戶角度的研究

圖書館強調以用戶為中心關注服務質量在信息資源共享系統(tǒng)績效評估中也得到了體現。該角度是從信息資源共享系統(tǒng)的服務質量和終端用戶著手，對信息資源共享系統(tǒng)績效進行評估，并通過服務利用統(tǒng)計和成員／終端用戶的調查對信息資源共享系統(tǒng)績效進行評價。

2004年，Bertot在前期提出的信息資源共享系統(tǒng)的服務質量定量和定性相結合的評估指標體系基礎上，建立信息資源共享系統(tǒng)輸入一輸出評估方法綜合模型，分析信息資源共享系統(tǒng)的產出和服務質量，強調成員參與的意義。與此同時，還應讓成員分享信息資源共享系統(tǒng)的相關數據，實行標桿管理，特別要收集信息資源共享系統(tǒng)運行流程中的數據，這對于提高成員的服務績效也是至關重要的。McClure以信息資源共享系統(tǒng)服務為評估對象，認為理解評估的情境、計劃、培訓、組織確定合適的數據采集方法、管理數據和目標用戶調研等，是評估能否成功的要點。

Gatten則在OhioLINK定期的評估報告基礎上，對其84個成員館利用LibQUAL+TM進行服務質量的調查、統(tǒng)計和評估，以掌握系統(tǒng)整體層面的服務績效狀況，涉及到編目、數據庫、電子期刊、數字化媒體、電子圖書和學位論文服務，并指出成員之間的持續(xù)比較是十分必要的。

國外從該角度對信息資源共享系統(tǒng)績效評估的研究依然保留了采用數據統(tǒng)計分析的定量評估方法，所不同的是增加了對多種評估方法的綜合應用，如投入產出評估、效果評估、用戶滿意度的評估，力圖全面掌握信息資源共享系統(tǒng)服務和利用績效。但研究中缺乏針對館際互借、文獻傳遞、虛擬參考咨詢等的專門研究，對共建共享產生的績效也認識不足，未能突出共享績效在信息資源共享系統(tǒng)的重要地位，而是著重強調各成員服務質量的提升。

除了上述三個角度對信息共享系統(tǒng)績效評估的研究外，圍繞特定的信息資源共享系統(tǒng)開展的案例績效評估研究能與系統(tǒng)發(fā)展實踐緊密結合，使得研究更具針對性和可操作性。相關案例研究主要圍繞著代表性的信息資源共享系統(tǒng)展開。芬蘭高等教育評估委員會FINHEEC對芬蘭電子圖書館(FinELib)成立以來的績效進行綜合評價，并成為2008年IFLA年會上各國開展信息資源共享調研和績效評估的范例。這種案例研究進一步證明了績效評估不僅能達成系統(tǒng)與成員對戰(zhàn)略的共識，成為系統(tǒng)戰(zhàn)略實施的重要支持，而且還能有效促進系統(tǒng)和成員的進一步合作，建立規(guī)范的績效評估機制是定期開展績效評估實踐的必然要求。

4　國外信息資源共享系統(tǒng)績效評估研究的啟示

結合國內已有的相關研究發(fā)現，學者們一致認同信息資源共享系統(tǒng)績效評估不但需要建立全面系統(tǒng)的績效評估體系，而且更需要建立完善科學的績效評估機制。然而，由于國內外研究基礎和實踐模式上的不同，目前所研究的成果存在著以下四個方面的差異：

?在研究視角上，側重于從成員績效評估的角度出發(fā)，將共享的績效作為圖書館績效的一個部分，通過數據統(tǒng)計說明如何利用共享系統(tǒng)發(fā)展來提升圖書館資源和服務的問題。

?在研究方法上，以實證研究為主，側重于在調查實踐的基礎上進行相關理論或問題的研究，其顯著的特點是結合特定案例進行研究。與此同時，在借鑒管理學績效評估的成熟理論與方法的同時，以圖書館績效評估統(tǒng)計標準為基礎，設定評估的參數，并通過建立模型進行定量統(tǒng)計比較分析和用戶調查相結合的方法開展信息資源共享系統(tǒng)績效評估。

?在研究內容上，將信息資源共享系統(tǒng)績效評估與成員圖書館資源存取和服務提升結合起來，引導績效評估支持信息資源共享系統(tǒng)戰(zhàn)略實施和策略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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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實驗室；評估；系統(tǒng)

中圖分類號：TP311.1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9599 (2011) 05-0000-01

University Laboratory Evaluation System Analysis Design

Li Bingqian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Guiyang550001,China)

Abstract:By business process management analysis of Laboratory evaluation,the function modules of University laboratory evaluation system proposed,for the realization of school informatization laboratory evaluation system as a reference .

Keywords:Laboratory;Assessment;System

高等學校的實驗室工作是學?？傮w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實驗室的評估對實驗室的建設有著重要意義，同時是實現科學規(guī)范的實驗室建設的重要手段。實驗室評估可客觀地評價實驗室工作的狀態(tài)和水平，達到總結經驗，改進管理，提高實驗室建設和效益的目的。文章根據貴州師范大學的實際情況，通過對評估的業(yè)務流程建模的方式對建立切合學校實際的實驗室評估系統(tǒng)進行了分析設計。

一、理論體系

實驗室評估是促進實驗室管理和建設的主要手段，教育部為此也對高校實驗室評估提出了要求，即逐步建立高等學校實驗室評估制度的要求，并印發(fā)高等學?；A課教學實驗室評估辦法和標準表（教備[1995]33號）。其中主要是從體制與管理、實驗教學、儀器設備、實驗隊伍、環(huán)境安全、管理規(guī)章制度等方面對高校實驗室進行評估。結合我校的實際情況，要實現對實驗室的各個方面進行一個客觀、科學的評價以及為此起到對實驗室建設起到一定的決策導向作用，在對系統(tǒng)的分析中參考了20世紀60年代末由美國著名教育評價專家斯塔佛爾比姆（Stufflebeam）及其同事提出來的CIPP評價模式。其最終的目的不在證明，而在改進。為被評價實驗室提供有用信息。

二、系統(tǒng)分析

（一）業(yè)務流程分析

業(yè)務流程是組織業(yè)務的活動過程。業(yè)務流程分析是業(yè)務分析中的一個很重要的內容。只有對業(yè)務流程進行深入分析，才能夠深入地理解業(yè)務的活動過程，了解業(yè)務活動所涉及到的各種組織實體，了解業(yè)務的過程、步驟、規(guī)則和方法。

通過對實驗室評估的管理業(yè)務流程詳細的分析，可以清晰明確實驗室評估活動的過程。主要涉及制訂評估主題，制訂評估標準，實驗室自評三個部份。主要可以通過建立評估主題及標準處理流程及實驗室自評處理流程，來實現。如下列業(yè)務處理模型：

建立評估主題及標準處理流程圖 實驗室自評處理流程圖

（二）系統(tǒng)設計分析

在實驗室評估系統(tǒng)的建設中，首先是要有一個科學的評估、評價指標體系，如根據國家科技部、教育部有關實驗室的政策，參照國家重點實驗室評估指標體系完成實驗室評估體系的建立。主要功能是提供一個實驗室評估管理的信息化平臺，為實驗教學質量監(jiān)管部門提供詳實數據支持。其功能結構如下圖：

評估指標管理：實現對實驗室評估常用指標體系的制定和管理，供開展實驗室評估時修改和調用。

評估參數設置：為各級別實驗室選擇不同的實驗室評估指標、為各實驗室組設置在評估時生效的各種百分比。

實驗室評估主題：制定實驗室評估的主題、選取需參評的實驗室、設置各評估組及組員和評估開始及結束的時間。

實驗室評估：在評估主題設置中被指定為各評估組組員的相關實驗室人員、領導、專家登錄系統(tǒng)后即可對需評估的實驗室進行測評打分和提出改進建議。

評估結果：對統(tǒng)計歸檔后的實驗室評估結果進行指標測評點得分和意見明細查看，便于主管理部門總結和分析某一實驗室的哪個環(huán)節(jié)存在管理缺陷。

三、結束語

在系統(tǒng)的建立后可以在實驗室評估工作中解決由于相關人員突擊填寫各種表格，對照各種指標調整、拼湊甚至杜撰數據，最后評估時都能達標，甚至優(yōu)秀的現象。同時也符合貫徹落實科學發(fā)展觀，提高教育教學質量的需要。使實驗室評估工作成為學校建設、改革、發(fā)展的“助推器”。

參考文獻：

[1]徐朝軍,李藝.數字化實驗室的建設[J].實驗室研究與探索,2003,22(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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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配網自動化系統(tǒng)；結構；規(guī)劃方法；效益評價

中圖分類號：TM727 文獻標識碼：A

隨著自動化技術的發(fā)展，以及現代科技的進步，配網系統(tǒng)逐漸朝著自動化方向發(fā)展，配網自動化系統(tǒng)的規(guī)劃無論對于整個配網系統(tǒng)，還是各項電氣設備、線路等的運行都能產生極大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能夠維持配網的高效經濟運行，最關鍵是要掌握規(guī)劃技術與方法，從而創(chuàng)造最大的規(guī)劃效益。

一、配網自動化系統(tǒng)的結構

自動化系統(tǒng)主要包括以下部分：主站系統(tǒng)、子站系統(tǒng)、終端，每一部分有自身獨特作用和功能。

1.主站系統(tǒng)

負責系統(tǒng)故障的判斷、分析與診治，回歸子系統(tǒng)功能。

2.子系統(tǒng)

全面管理自身所對應相位置的柱上開關、監(jiān)控裝置等，達到對自身所處系統(tǒng)與饋線的監(jiān)測與控制，同時，也能積極傳輸信息、數據，使之抵達主系統(tǒng)，從而控制主干道信息傳輸，有利于電能的自動化傳輸。

3.系統(tǒng)終端

監(jiān)測其所負責范圍內的變壓器、開關、環(huán)網柜等，同時，能夠達到遙測、故障識別等功能，也可以獨立控制相，達到同主站間的合作性運轉，同時，高效檢測出系統(tǒng)故障，達到對配網運行的高效管理。

二、配網自動化系統(tǒng)規(guī)劃的原則

配網自動化系統(tǒng)的規(guī)劃要遵循特定的原則和科學的方法，其中供電半徑、范圍等要科學適宜，供電半徑不易過大，應該確保規(guī)劃期內，配網線路負荷極限值下依然能高水平供電，而且要強化線路間的聯系，達到轉供電目標，保證線路高效使用，要圍繞高質量、高穩(wěn)定供電原則來設計線路的分段數，科學安排段點。其中干線分段：根據負荷相等理念來對干線分段，集中分析重負荷的分配，在負荷極值狀態(tài)下，配網依然高效運行，負荷可以高效轉移。科學控制分段數量，對于小于3km線路應該分成3段，超過3km的線路，段數要控制在5段內，而且單個段可以負責7～9個用戶。

為了能夠實現轉供電，線路之間要建立連接關系，例如：各個變電站10kV線路之間的連接等，形成一個具有較強轉供電能力的合環(huán)電網系統(tǒng)?；蛘叽罱ǔ鲆粋€網絡式供電系統(tǒng)，建立分支線路間的鏈接，按照負荷大小、增速等來設置聯絡點，確保導線能被充分使用，各個聯絡點的開關應該以閉環(huán)的形式鏈接，并開環(huán)運行，以此來確保供電的安全持續(xù)。對于放射性線路也應該實施分段處理，以此來減少故障威脅，確保安全、穩(wěn)定、持續(xù)供電。

選擇多層次分布的系統(tǒng)結構來構建管理系統(tǒng)，實際規(guī)劃中要積極借助現代化的信息技術、網絡系統(tǒng)、多層程序結構等來執(zhí)行相關操作，并深入利用GIS、數據庫和動態(tài)監(jiān)測系統(tǒng)等來為系統(tǒng)的自動化規(guī)劃提供數據、信息作為依據，同時，也能實現同供電方與客戶方之間的服務、溝通、協(xié)作。

此配網系統(tǒng)將GIS系統(tǒng)、SCADA系統(tǒng)等當作平臺，來實現數據、信息等的綜合分析與處理。各類客戶也根據自身需求來對應選配子系統(tǒng)模塊，不同模塊間能夠相互接受彼此的格式，逐漸打造出一個綜合自動化系統(tǒng)。

三、配網自動化系統(tǒng)的規(guī)劃方法

1.自動化系統(tǒng)結構的規(guī)劃

（1）中心站的規(guī)劃

科學選配硬件平臺：以TruUnix為基礎的操作系統(tǒng)和Windows系統(tǒng)，兩大系統(tǒng)作為工作站支持自動化系統(tǒng)運行，同時，商務數據庫當作數據支持系統(tǒng)，選配特定軟件系統(tǒng)支持GIS的運行。整個中心站系統(tǒng)軟件具有開放、對外、統(tǒng)一化的思路。系統(tǒng)集成則包括：負荷管控、自動化系統(tǒng)、FM系統(tǒng)等，打造一個人機交流界面，用來展示多種信息、呈現多種圖形信號，發(fā)揮多項功能，例如：打印信息、數據交接等。

（2）子站的規(guī)劃

子站屬于中間層，來自于RTU、饋線終端設備、配變終端等的信息數據傳輸至配網主站，并對信息進行處理。子站通常安裝于變電站開閉所中，應該盡量豐富通信模式，實現對上、對下同多條饋線終端、主站等之間的信息傳輸。

（3）終端設備

位于系統(tǒng)的最底部，主要負責各類電氣設備的信號采集、分析、加工、處理與監(jiān)測、控制。

2. SCADA系統(tǒng)與GIS系統(tǒng)的配合

主站應該實行SCADA系統(tǒng)與GIS系統(tǒng)的同步配合，雙方一體化運行，從而實現自動化，這就要求兩大系統(tǒng)有著一致的底層平臺，二者相連的接口能夠為GIS系統(tǒng)供應及時、到位的信號、數據，以此達到兩大系統(tǒng)的密切聯系、無痕對接，提高配網自動化水平。

同時，也要確保自動化構建出配網拓撲數據系統(tǒng)，要形成一個DMS網絡拓撲，從中總結出急需的拓撲數據。

3.控制中心系統(tǒng)

控制中心系統(tǒng)的設計與規(guī)劃應該重點從幾個關鍵環(huán)節(jié)入手，例如：網絡節(jié)點的設計，第一步形成網絡節(jié)點，明確其性質，利用網絡媒介把修改的配置傳輸至運行節(jié)點，這樣網絡系統(tǒng)就能依據全新的配置來工作。中心系統(tǒng)需要充分支撐冗余雙網機制，用來處理冗余問題，同時，要動態(tài)監(jiān)測網絡系統(tǒng)中不同節(jié)點、分段等的運行情況、工作狀態(tài)，再圍繞系統(tǒng)來組態(tài)，以此來調控信號的傳送，當系統(tǒng)出現問題時發(fā)出警示信號。

任務進程的設計與配設，具體是指進程的增刪、修正與完善等，同時也包括初始化進程的開啟、運行，以及數據庫初始化等。開啟應用程序，動態(tài)監(jiān)督程序的工作狀態(tài)，當發(fā)生問題時發(fā)出警示信號，在此基礎上再次啟動。

4.終端設備的規(guī)劃

主要采用：饋線終端（FTU）和信息采集終端（TTU）。其中FTU能夠發(fā)揮：三遙作用、獲取故障信息、自動重合器、故障自動化隔離、分析諧波等，能夠為線路運維檢修、故障判斷、供電質量分析等帶來準確、安全的數據，而且盡量讓FTU類型多元化，同時配合一次開關、子站等憑借信息的通信、傳輸實現故障信號的判斷、分析、隔離、診斷等，同樣維護非故障段的常規(guī)化運行。

采集終端（TTU）重點負責城區(qū)配變的監(jiān)督與控制，實際性質、功能為：達到對配變Q1的同線路監(jiān)測、控制，監(jiān)督配變的工作狀態(tài)，對應提供配變負荷的相關數據，作為負荷管理的參照。同時，能夠采集一些流量信息，例如：油溫、油壓等，作為設備、線路以及故障監(jiān)督等的參照。

四、配網自動化系統(tǒng)規(guī)劃的效益評價

配網自動化規(guī)劃能夠為整個配網系統(tǒng)帶來直接與間接的效益，從整體上來看配網線損得到控制、運維成本下降、提高電能輸出效率。實際的評價采用生產函數法、逐步計算法等。

1.直接效益的評估

配網自動化所帶來的最直接效益就是：控制配網停電時長、提高售電效率、控制了線損、維護了配網的安全穩(wěn)定運行，降低了運維成本的投入，總體上實現了高效、便捷、經濟的目標。

2.間接效益評價

配網自動化改造后，一些經常出現故障的區(qū)域，在自動化斷路器等設備的支持下能夠自動隔離故障，并實現負荷轉移，無功補償設備也有效控制線損，提高線路運行效率，同時，逐步實現了自動化抄表，控制了抄核收各個環(huán)節(jié)的成本，同時，科學的負荷調節(jié)、控制，能夠維護電源安全供電。

配網自動化系統(tǒng)的規(guī)劃無論對于整個配網系統(tǒng)，還是各項電氣設備、線路等的運行都能產生極大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能夠維持配網的高效經濟運行。

結語

配網自動化系統(tǒng)的規(guī)劃是自動化技術發(fā)展的結果，也是配網系統(tǒng)未來的發(fā)展方向。現階段，配網自動化系統(tǒng)逐漸得到了發(fā)展、普及與應用，必須創(chuàng)建一個科學完善的配網自動化系統(tǒng)，來支持供電企業(yè)的高效經營，支持電力的營銷，從而提高配網供電服務質量。

參考文獻

篇4

關鍵詞：層次分析法；高校畢業(yè)生；綜合評估；指標體系

0  引言

目前，高校畢業(yè)生對企業(yè)選擇缺乏系統(tǒng)認知感，如何評判、選擇企業(yè)成為人力資源管理中存在的亟待解決的問題?！皩哟畏治龇ā钡墓δ苁遣杉淮_定對象的思想行為信息，分析評價被確定對象，對企業(yè)綜合評估賦予量化的尺度。本文將根據已有信息建立一遞階層次結構，運用層次分析法將定性指標定量化，從而更客觀、高效、科學地為高校畢業(yè)生選擇企業(yè)提供依據。

篇5

[關鍵詞] 皮質類固醇激素; 抗生素; 異質性; 疼痛開始緩解的平均時間; 疼痛消除平均時間; 上呼吸道感染; 醫(yī)源性咽喉痛;“咽喉痛”綜合征

[中圖分類號] R76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9701(2010)05-22-03

咽喉痛是一種常見的疾病,約占住院病人的1/50。大部分咽喉痛具有自限性[1],且由鼻病毒、冠狀病毒或腺病毒感染所致。A組β-溶血性鏈球菌感染,在成人咽喉痛中大約占10%,小孩中占15~30%。

應用抗生素治療咽喉痛,在減輕疼痛癥狀和發(fā)燒方面僅是一種適中的治療方法[2,3]。但是,其使用率極高[4],抗生素的大量應用導致了抗生素的耐藥性[5]和醫(yī)源性咽喉痛,且增加了其患病率或復發(fā)率[6,7]。在發(fā)達國家,已經不再應用抗生素預防A組β-溶血性鏈球菌性咽喉痛。在10000例患有急性呼吸道感染的病人中,扁桃體膿腫患者不到2例,而非化膿性并發(fā)癥(如風濕熱和腎小球腎炎)極為罕見[3,8,9]。為治療咽喉痛,而減少抗生素應用對臨床醫(yī)生來說是個難題。皮質類固醇激素抑制人類呼吸道內皮細胞的促炎癥反應介質(可以引起炎癥并導致疼痛)的轉錄。皮質類固醇激素對其它上呼吸道感染(如急性鼻竇炎、哮喘和傳染性單核細胞增多癥)患者也有利。因此,我們做出了皮質類固醇激素也可以緩解咽喉痛疼的假想,因為它具有抗炎作用,且以前沒有進行系統(tǒng)的評價和檢測皮質類固醇激素對成人和小孩咽喉痛的治療作用。

1 資料與方法

1.1 數據來源

Cochrane中心,MEDLINE數據庫,EMBASE數據庫,DARE數據庫,國民保健衛(wèi)生經濟學數據庫。試驗在兒童或成人非住院病人之間,進行皮質激素的對照研究。包括有臨床癥狀的急性扁桃體炎或咽炎(扁桃腺或口咽的炎癥)和具有“咽喉痛”綜合征(咽喉痛,吞咽痛)的患者。不包括傳染性單核細胞增多癥、扁桃體切除術或插管或扁桃體膿腫并發(fā)的咽喉痛患者。應用術語包括“上呼吸道感染”,“咽炎”,“扁桃體炎”,“咽喉痛”和“皮質類固醇激素”(包括“地塞米松”,“倍他米松”,“強的松”)和病毒性、細菌性上呼吸道感染病原體。

1.2 數據提取和質量評價

分組演繹分析包括年齡、皮質類固醇的給藥途徑、細菌培養(yǎng)陽性或其抗原的檢測,咽喉痛(包括滲出型)的嚴重性。在STATA里,偏位回歸分析測驗了分組對結果的相互作用。我們從那些研究(在單個研究中,應用不同的治療量)中,選擇了最接近單一劑量治療方案作為我們的保守治療方案。同樣地,如果口服和肌內注射的數據都有效,那么我們用口服給藥途徑的數據做全面分析,并用肌注給藥途徑的數據做適當的分組分析。

1.3 數據綜合及分析

我們把兩分結果表達為相對危險度和95%可信區(qū)間,把連續(xù)變量表達為加權平均差和95%可信區(qū)間。如果數據充分的話,我們除了可以在RevMan4.2中計算風險差外,還可以應用相對危險度和概率來計算治療人數。我們用I2統(tǒng)計值來檢測每一項結果的統(tǒng)計學異質性[10]。

2 結果

在確定的3257個可能性相關記錄中,有26個記錄與咽喉痛、扁桃體炎和咽炎有關。見圖1。進一步研究排除了17例病人,因為他們是術后或插管后咽喉痛(13例)病人、包括住院病人(1例)、無對照者(1例)或被重復提及者(2例)。9例病人符合我們的選擇標準,1例因未行隨機抽樣[11]而被除外。

743名病人(369名小孩,374名成人):348名(占47%)滲出性咽喉痛病人和330名(占44%)A組β-溶血性鏈球菌陽性病人。皮質激素的應用包括:倍他米松2mL(評估劑量8mg,1例),地塞米松(大于10mg,6例;或者潑尼松60mg,1例)。皮質類固醇激素的給藥途徑:肌注(3例),口服(4例)或兩者均有者(1例)。結果測定包括:在24h(4項試驗)和48h(3項試驗)疼痛完全緩解的情況,疼痛開始緩解的平均時間(5項試驗),疼痛消除的平均時間(6項試驗)和復發(fā)率(4項試驗)。

8項試驗都應用了抗生素,既包括試驗組也包括對照組且允許簡單的止痛。在4項試驗中,使用鎮(zhèn)痛藥者,在對照組和皮質激素組之間無顯著性差異。有兩項試驗是在24h或72h內限制應用撲熱息痛止痛,應用W6和沒應用W7組的試驗結果沒有差異。4項試驗分別報道了細菌病原體陰性和陽性的病人W3-W6。24h或48h疼痛完全消除:有4項試驗W1.W2.W6.W7匯總分析了應用皮質類固醇激素的病人,其結果顯示在24h內疼痛更可能完全緩解(相對危險度3.2,95%可信區(qū)間為2.0～5.1,P

個體反應時間的較大變異引起了高度的異質性(I2=73%)。靈敏度分析排除了每一項試驗的次序因素,并揭示了5.1～7.2h之間的一些加權平均差,但差異不大。不均一性的主要因素源于Tasar等人所做的試驗,該試驗應用小標準差W7夸大了皮質激素的有益性。

在滲出性咽喉痛病人中,皮質激素也減小疼痛開始緩解的平均時間(加權平均差為6.2h,95%CI:8.4～4.0)。同樣地,在細菌性咽喉痛(相對危險度為5.3,95%可信區(qū)間為8.0～2.6)和該試驗中入選的嚴重性咽喉痛(相對危險度為7.2,95%可信區(qū)間為10.1～4.3)中,我們也記錄到了疼痛緩解平均時間的減小。三類咽喉痛(滲出性,細菌性和重型)無顯著性(P

在成人對照組、口服和肌注甾體類藥物的試驗組及未入選的嚴重型咽喉痛患者組中,疼痛開始緩解的平均時間起效趨向相似。對兒童對照組,那些不足50%的滲出性咽喉痛組和非細菌性病原體陽性組的影響沒有意義。在兒童對照組,不足50%的滲出性咽喉痛組和非細菌性咽喉痛組中,我們沒有發(fā)現疼痛開始緩解平均時間的顯著改變。

回歸分析揭示,所有組沒有顯著性差異[12]。癥狀完全消除的時間:5項試驗評估了疼痛完全緩解的平均時間W3 W5 W7 W8。疼痛完全消除的時間范圍在皮質激素組為15～45h,在對照組為35~54h。

有害事件、復發(fā)率:只有一個125名參與者的試驗,報道了有害事件:5名因補液住院的病人(3名甾體類應用者,2名對照組病人),和3名扁桃體周圍膿腫的病人(1名甾體類應用者,2名對照組病人)。4項研究試驗報道,癥狀復發(fā)率沒有差別W1 W4(在治療后5d～1個月的檢測),然而,在對照組,有一項研究實驗發(fā)現了復發(fā)率的明顯增加W6。

3 討論

皮質激素的應用顯著增加了咽喉痛在24h和48h完全消除的病人的百分比。在24h內,持續(xù)忍受咽喉痛而需處理的病人不足4例。盡管皮質激素使疼痛開始緩解的平均時間降到了6h,但是匯總分析表現出了明顯的異質性?？股夭痪哂羞@些作用。

我們發(fā)現皮質激素對嚴重性、滲出性及細菌性咽喉痛的疼痛緩解起效平均時間的作用是一樣的。對輕度咽喉痛的治療作用不明顯?；貧w分析表明,在疼痛開始緩解平均時間上,沒有發(fā)現不同組(如皮質激素的給藥途徑、年齡、咽喉痛的嚴重性等)間的相互作用。

皮質激素對消退疼痛的作用,在最初的24h最明顯,但前提是皮質激素的劑量要充足。此外,一項3d劑量和單次劑量的地塞米松對比試驗發(fā)現,作用沒有差異。

除抗生素外,皮質激素為咽喉疼痛癥狀的緩解提供了治療方法。在現行研究中,大部分參與者具有嚴重的或滲出的咽喉痛。分組研究結果分析表明,在試驗組間沒有差異,這包括嚴重的咽喉痛和那些沒有提及的嚴重性。在兒童中,我們沒有發(fā)現明顯有益的證據。進一步研究應該以抗生素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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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關鍵詞 有效性改進；流域生態(tài)系統(tǒng)恢復；條件價值評估（CVM）；支付意愿（WTP）

中圖分類號 X17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1)01-0127-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1.022

條件價值評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是生態(tài)與環(huán)境經濟學中較重要、應用較廣泛的關于公共物品價值評估的方法，是一種典型的陳述偏好的價值評估方法。1963年CVM首次應用于美國緬因州一處林地游憩環(huán)境價值評估，從70年代開始廣泛應用于各種公共物品及相關政策的效益評估［1］。但由于CVM的假想特性、范圍問題、不同引導技術的選擇、WTA與WTP的巨大差異使CVM方法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受到許多質疑，因此，從20世紀90年代早期開始,CVM相關文獻便從實施CVM實驗并報告內容和結果,向檢驗結果的有效性、可靠性方向轉變［2］。我國20世紀80年代引入CVM基本概念，90年代開始出現CVM實例研究。目前主要應用于水質改善，生物多樣性，生態(tài)環(huán)境，公共衛(wèi)生及健康，游憩等領域非使用價值的評估，雖然研究文獻眾多，但絕大多數尚停留在實施CVM實驗并報告結果的階段,評估技術亦較為單一［3-4］,且缺乏較系統(tǒng)的有效性檢驗。

流域生態(tài)補償是各國政府力圖使其流域生態(tài)環(huán)境在現有的跨行政區(qū)域管理模式下得到合理保護和公平分配，并努力做到整個流域地區(qū)經濟的可持續(xù)發(fā)展的主要措施［5］。流域環(huán)境價值估算是流域生態(tài)補償的前提和基礎，也是流域生態(tài)補償的關鍵技術。長江流域是我國水資源配置的戰(zhàn)略要地，近年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fā)展，排入長江的廢污水量迅速增加，長江流域生態(tài)已呈現不斷惡化的趨勢，實施流域生態(tài)補償是恢復長江流域生態(tài)系統(tǒng)的措施之一。

本文以南京市為調查地，利用CVM方法對長江流域生態(tài)系統(tǒng)恢復的價值進行估算，研究過程中試圖通過封閉式引導技術選用，調查問卷的精心設計、組織和實施，調查數據篩選、WTP估值模型選擇等方法提高研究結果的有效性。本文的研究目的有二個，一是探索利用CVM方法對環(huán)境價值進行評估時如何提高其有效性，二是測算長江流域生態(tài)環(huán)境系統(tǒng)恢復的價值，從而為長江流域生態(tài)補償的實施提供理論依據和數據支持。

1 理論與模型

開放式問卷法與封閉式問卷法是進行CVM調查時采用的兩種基本引導技術,關于兩種問卷的優(yōu)劣一直爭論不斷。開放式問卷直接詢問人們對于環(huán)境改善的最大WTP，[HT9.5SS]盡管易于提問,但受訪者在回答問題時卻有一定的難度,易產生大量的不回答、許多“零”支付、部分過小和過大的WTP現象,對待評估對象不熟悉時尤為如此［6］,此外該問卷易于引發(fā)策略行為［7］。封閉式問卷法,也稱二分式選擇法(dichotomous choice questionnaire，DCQ)，采用該方式的問卷更能模擬真實市場,便于受訪者回答,也克服了開放式問卷中常見的沒有回應的問題。因此，本研究選擇封閉式問卷法作為引導技術。

蔡志堅等：基于有效性改進的流域生態(tài)系統(tǒng)恢復條件價值評估中國人口•資源與環(huán)境 2011年 第1期二分式選擇法于1979年由Bishop和Heberlein引入，但大量應用是在Hanemann將隨機效用理論引入CV研究，使得CV方法具備了經濟學內涵之后。具體做法是，Hanemann［7］假定受訪者效用函數由可觀測部分和不可觀測的隨機部分組成，其效用函數可表示為：

U(Y，X，Q)+ε（1）

這里Y表示收入，X表示其他社會經濟變量，Q表示當前環(huán)境狀態(tài)，ε為隨機擾動項，假定具有零均值期望。當環(huán)境狀態(tài)Q發(fā)生變化時（Q0Q1），假定詢價為A單位貨幣支付，受訪者接受這一支付價格的條件為：

U(Y-A,X,Q1)+ε1≥U(Y,X,Q0)+ε0（2）

這里假定ε0和ε1為具有零均值的獨立同分布隨機變量。以封閉式單界調查方式為例，對于調查員而言，受訪者的WTP為隨機變量，這里假定有某種累計分布函數形式GWTP。受訪者接受出價A的概率為：

Pr{“yes”}=Pr{A≤WTP}=1-GWTP(A;θ)（3）

根據受訪者是否愿意接受對非市場產品的某個支付價格，可依據不同詢價及其支付意愿劃分為若干個子樣本。當采用二分選擇式問卷進行估值時，為了估計分布函數GWTP(A;θ)，投標值A在樣本中必須有顯著變化，選取不同的投標值即可將樣本劃分為幾個子樣本。通常，分布函數GWTP(A;θ)可以設定為對數logit分布形式以及Weibull分布形式［8］，也有設定為線性logit和線性probit形式［7］。

封閉式單界問卷可以進一步進行擴展，具體方法是在第一次詢價基礎上再追加一次詢價，即形成所謂封閉式雙界問卷。封閉式雙界調查目的在于獲得更精確的WTP分布信息以及更豐富的受訪者信息，其估計效率因而也更高［9］，不過也有不同的觀點［10］。根據受訪者對兩次詢價的不同反應，可以將受訪者區(qū)分為四類：①兩次均回答“是”；②兩次均回答“否”；③第一次回答“是”，第二次回答“否”；④第一次回答“否”，第二次回答“是”，上述四種情形可依次表示為IYY,INN,IYN,INY四個指標，當兩次都回答“是”時IYY取值為1，其余指標含義依次類推。封閉式雙界模型的估計方法與單界模型基本類似，在封閉式雙界模式下，樣本的極大似然函數可設定為：

lnLD(θ)=∑N[]i=1IiYYln［1-GWTP(Aiu;θ)］

+IiYNln［GWTP(Aiu;θ)-GWTP(Ai;θ)］

+IiNYln［GWTP(Ai;θ)-GWTP(Aid;θ)］

+IiNNln［GWTP(Aid;θ)］（4）

式中，Ai表示初始詢價，Aiu表示較高的詢價，Aid較低的詢價。

2 問卷設計與統(tǒng)計描述

2.1 問卷設計

為滿足二分式選擇法中WTP定價范圍需預先估定及樣本量大的特性，本研究于2008年至2009年進行了三次隨機抽樣調查，樣本量分別為300、300和1 700份。前兩次為預調查，采用開放式以及支付卡式引導技術，目的在于取得合理的支付意愿以及恰當的投標值間隔信息，以便為接下來二分式選擇問卷調查提供有效信息。

2.1.1 調查內容設計

調查問卷由三個部分、共12個問題構成，具體包括：①受訪者基本信息調查，如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以及家庭年收入等級等；②環(huán)境認知度調查，包括長江水質趨勢認識及長江流域生態(tài)環(huán)境重要性認識調查；③支付意愿調查，首先調查受訪者進入市場的意愿（Q1），對于拒絕的受訪者，我們追問其拒絕的原因；對于愿意支付費用的受訪者（Q2），我們進行第二輪追問（Q3或Q4）。調查中所涉及到的相關指標見表1的詳細定義，本課題問卷設計流程見圖1。理論上，圖1顯示的是雙界二分式選擇法的調查流程；單界二分式法的調查止于Q2（圖1實線表示部分）。本研究的單界調查和雙界調查在同一卷子上完成，止于Q2的調查數據作為本研究單界調查的結果。

圖1 二分式選擇法的調查設計流程

Fig.1 Survey design of dichotomous choice questionnaire

2.1.2 核心問題設計

對一般受訪者而言，“長江流域生態(tài)系統(tǒng)恢復”是個很難清晰界定的“環(huán)境物品”，由于水質恢復程度基本能反應長江流域生態(tài)系統(tǒng)修復水平，特別是當采用圖文并茂的方式向受訪者描述長江水質恢復的程度時，則令受訪者很容易明晰其所購買的“環(huán)境物品”為何物，從而解決CVM的假想特性問題。因此，調查問卷用“長江水質恢復”替代“長江流域生態(tài)系統(tǒng)恢復”。

按照正常決策過程，受訪者首先選擇的是“是否愿意支付”，其次才是“支付多少”。因此，為了判斷受訪者是否愿意參加“市場”，我們首先詢問了受訪者的態(tài)度表決問題：為了改善水質問題，是否愿意支付一定費用。如果回答“是”則說明該受訪者屬于“市場”一員，對于這一類群體可以繼續(xù)傳統(tǒng)封閉兩分式問卷調查，隨機挑出某個投標值進行詢價。如果回答“否”則直接追問其拒絕支付的原因。

雙界二分選擇模式的特點是針對不同受訪者，隨機地就支付金額進行詢價，因此投標值的設計會對估計結果產生影響。依據Kanninen［11］的建議并結合兩次預調查的發(fā)現，我們設計的核心估值問題和17種估值水平如下：

為了進一步改善長江流域生態(tài)環(huán)境，如果需要您每年從你家庭收入中拿出（ ）元，您是否同意？ 同意（轉向第二次詢價） 不同意（轉向第二次詢價）

說明：（ ）中的數值從1，5，10，20，30，50，75，100，125，150，200，250，300，500，750，1000，1500這17個數值中選擇水平。

2.2 調查實施

由于前兩次預調查中發(fā)現調查員的調查技巧略顯生疏、對項目的理解不夠深入、臨場反應略顯生疏，而這些問題均可能造成“假設偏差”以及“調查者偏差”，嚴重的話會使虛擬的“交易市場”失去意義［12］。因此，在第三次調查之前，我們從訪問技巧、對調查內容與調查方式的熟悉程度以及工作態(tài)度等方面內容，對調查人員進行了系統(tǒng)培訓。具體實施時，按照南京市行政區(qū)劃分配小組人員，由參與課題的研究生擔任各組組長。在調查員的選擇上，考慮到低年級本科生可能缺乏社會溝通經驗，我們主要選用大三以上的本科生作為調查員，負責責任區(qū)內某個村或某個居民小區(qū)。根據抽樣原理，在控制誤差不高于5%的情況下，第三次共發(fā)放調查問卷1 700份，剔除信息不詳的無效問卷108份，最后有效問卷1 592份，回收有效率達936%。

2.3 基本數據描述與分析

2.3.1 人口統(tǒng)計特征

本次調查的有效樣本中，男性797人占所有樣本數的50.1%，女性795人占49.9%；從受訪者年齡分布看，25歲以下（AGE1）、26-35歲（AGE2）、36-45歲（AGE3）、46-55歲（AGE5）、55歲以上（AGE6）各樣本組人數占總樣本的比例分別為41.6%、24.0%、14.5%、9.2%和10.1%，由此發(fā)現，樣本中35歲以下受訪者占了65.6%，中青年占主要部分；在教育程度部分，受訪問者學歷程度以大學（專）為主（EDU3），占46.3%，其次為高中（中專）(EDU2)，占42.3%，初中及以下的受訪者占14.0%；在家庭收入部分，收入不超過0.5萬元（INC1）的家庭占8.8%，介于0.5-1萬元（INC2）的家庭占11.8%，有24.3%的家庭收入在1-2萬元之間（INC3），家庭收入介于2-3萬元（INC4）的占209%，18.6%的家庭收入在3-5萬元之間（INC5），106%的家庭收入在5-10萬元之間（INC6），家庭年收入超過10萬元的比例僅占5%。根據《江蘇經濟普查年鑒2004》，南京市就業(yè)人員中32%為高等以上學歷，37%為高中學歷，31%為初等及以下學歷，這與本次調查數據相比稍有偏差，不過其余指標均與《南京統(tǒng)計年鑒》提供信息非常接近。因此，可以認為本次抽樣調查基本有效。

2.3.2 環(huán)境意識

有效樣本中有131位受訪者認為長江水質越來越好（Tr1），占總樣本比為8.2%；有317人認為流域長江水質保持不變（Tr2），占總樣本比為20.0%；總樣本中1 144位受訪者認為長江水質越來越惡化（Tr3），占到了71.9%的比例。僅有近2%左右的受訪者認為流域生態(tài)環(huán)境不重要?？傮w看，大部分南京市市民對環(huán)境問題比較關注，體現出較高的環(huán)境意識。

2.3.3 詢價結果

在全部1 592份問卷中，在“身份識別”階段有558人拒絕支付，因而不屬于該“市場”，剩余1 034位受訪者則愿意對水污染補償給予一定支付。接下來進行的封閉式雙界調查數據中，兩階段皆回答“是”的人群占51.26%；而第一階段回答“是”第二階段提價后回答“否”者占22.82%；第一階段回答“否”而第二階段降價后回答“是”者占1083%；兩階段皆回答“否”的人群占15.09%，由于這部分人群在“身份識別”階段已經愿意支付，之所以兩次都不愿意支付，可能原因有二：一是初始投標值選擇過高導致“起點偏差”，二是這部分人群在初始問題的回答上可能存在盲目性或者“隨聲附和”現象（yeahsaying）。但就問卷設計而言，很難將二者甄別出來，各投標點的詳細分布數據見表1。

3 模型估計

此部分主要研究南京市民支付意愿水平的影響因素及測定其支付意愿。

3.1 支付水平的影響因素分析

為深入地了解南京市民長江水質恢復意愿的影響因素，本文進一步對可能影響支付意愿的個人特征因素進行回歸分析。此處，我們沒有對影響“是否愿意支付”的因

表1 雙界兩分式支付意愿分布

Tab.1 WTP distribution in dichotomous choice questionnaire

價格/元

Price/Yuan[][ZB(][BHDG10mm,WKW]A：人數B：比例/%

A：sample B：ratio/%[BHDG5mm,WK25mmZQ*3,WK3mm,WK25mmZQ*3,WK3mm,WK25mmZQ*3,WK3mm,WK25mmZQ*3,WK3mm,WKZQ*3W]Yes-Yes[][]Yes-No[][]No-Yes[][]No-No[][] 合 計[[]15.09[]1 034[]100[BG)F]注：A列為人數，B列為相應指標占樣本總數（1 034）百分比，C括號內的數值分別代表問卷愿付金額的設計，例如：100 為第一階段詢問的起始金額，若第一階段受訪者回答愿意，則第二階段金額上調為 125；若第一階段受訪者回答不愿意，則第二階段金額下調為 75。

素進行分析，我們選擇1 034份問卷，即關注的側重點是“支付多少”會受到那些因素影響。被解釋變量為受訪者對兩個階段投標值的反映，若“不愿意”則賦值為0，若“愿意”則賦值為1，各解釋變量的定義參見2.3說明。

3.1.1 影響因素的預期作用方向

（1）收入。一般情況下，收入水平越高的消費者在同樣的價格水平下，購買的概率越大。由于家庭的收入水平更能影響消費者的消費決定，因此本文采用家庭年總收入來進行分析。受傳統(tǒng)習慣影響，直接問卷調查中很難得到連續(xù)性收入指標，實際操作過程中我們將受訪者的家庭年收入分成了7個等級（見表2），預期影響符號為正。

（2）受教育程度。一般來說，擁有良好教育的民眾其收入水平也相對較高，購買環(huán)境產品的概率較其它群體要高。而且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可能對生態(tài)環(huán)境問題進行客觀的認知與評價，在相同的價格水平下，預期其對支付意愿影響為正。

（3）年齡。我國尚處在經濟與社會轉型期，諸如就業(yè)、房價、醫(yī)療社會保障以及子女教育等問題會影響著不同年齡層次人群的實際可支配收入。隨著年齡的增加，年輕人面臨著購房壓力；中年人會面臨雙重壓力：子女教育和贍養(yǎng)義務；老年人又會遇到“看病難”問題。因此，每個年齡層次均有其自身的負擔，符號很難預先判定。

（4）環(huán)境意識。環(huán)境意識越強烈越可能具有較強的支付意愿。但是，我們認為，這一指標主要影響的是“初次決策”即“是否愿意”的可能性。在第二階段的分析中，我們認為，這一指標的作用要下降，不會對支付多少產生太大的作用。因為一旦邀請受訪者加入以價格作為甄別信號的真實市場時，取決于其購買能力的最終還是收入。最后，沒有充分的理論能夠說明性別指標會對支付意愿產生影響。

3.1.2 影響因素及其邊際效應

表2的結果顯示，給定“產品”價格水平下，在影響受訪者WTP的各因素中，“家庭年收入”、“教育程度”以及“年齡”等指標會不同程度影響到支付意愿。根據各變量系數符號可以看出，以上變量的作用方向與預期大致相同，但每個指標的影響方式卻各有特點。

（1）收入因素影響。就收入而言，從模型1的估計結果看，總體趨勢是“家庭年總收入”越高其支付傾向越強。以最低級別的收入（小于5 000元）為基準組，收入等級每上升一個層次，其影響系數也隨之增加，當家庭收入超過10萬時，其支付意愿最大。不過，在實際應用中，離散選擇模型往往更加關心的是離散變量的邊際效應，某變量從0變化到1后，相比于基準組對支付意愿的概率的影響。有鑒于此，模型2在模型1的基礎上計算了每個因素對支付概率的邊際概率影響。進一步觀察模型2我們發(fā)現，只有收入水平至少達到收入5這一級別時（3-5萬），無論是水平影響還是邊際影響，均至少在10%的水平上顯著。這意味著與最低收入家庭（基準組，不足五千元）相比，家庭年收入在3-5萬之間時，支付概率要明顯大于基準組。而且，這種趨勢隨著收入的提高呈現加速增加的趨勢。收入在5-10萬元較基準組則提高了8%的支付概率；收入超過10萬的家庭，其支付概率較基準組可以提高17%的可能性。因此，可以看出，收入對支付愿意影響為正，但這種影響并非是線性的。

（2）教育因素影響。就受教育程度而言，從模型（1）的估計結果可以看出，擁有大學以上教育程度的人群較基準組（初中以下人群）具有更高的支付傾向，并且至少在10%的水平通過檢驗；而擁有高中文化程度對支付意愿的影響，盡管符號上看要比基準組更高，但統(tǒng)計上并不顯著。在模型2的邊際影響模型中也發(fā)現了類似的結論。從模

（2）LR為極大似然比，HL為HosmerLemeshow卡方統(tǒng)計量，McFadden R2為麥克法登R平方。

（3）為了提高運行速度，投標值同一縮小了100倍，這樣會影響常數項同等比例。

（4）各變量定義參見2.3說明。型（2）的估計結果來看，擁有大學以上教育程度的人群，其意愿支付的概率較基準組別高出8.7%。總體來說，教育越高，人們的支付概率更高。

（3）年齡因素影響。從年齡角度來看，可以發(fā)現非常有意思的現象：與25歲以下人群相比，年齡在25-35歲之間的人群，其支付概率要明顯地低于作為基準組別的25歲以下人群。從邊際影響上看，這一人群的支付概率最低，較基準組要低-11%左右。至于其他人群，與基準組相比，其發(fā)生支付概率都有所降低。之所以會發(fā)生這種現象，與25-35歲人群所面臨近乎殘酷的社會競爭壓力是分不開的（如工作、住房等負擔），而作為基準組的25歲以下人群則暫時尚未完全面臨社會壓力，因而其支付意愿較高。

（4）環(huán)境因素影響。就環(huán)境意識而言，與預期一致，盡管從符號上看，環(huán)境重要性對支付概率會產生正向影響，但是非常不顯著，可以認為與零無異，模型1和模型2都證實了這點。另外一個指標水質變化趨勢來看也得到類似的結論。綜合起來，環(huán)境意識對受訪者支付概率的實際影響可能不像預期那么顯著。

（5）性別影響。盡管已有文獻發(fā)現女性的生態(tài)補償意愿要顯著高于男性［5］，我們基于大樣本調查分析結果并沒有發(fā)現這一結論，盡管從符號看男性要低于女性支付概率，但從邊際角度看，這種影響微乎其微，僅為0.03%，并且統(tǒng)計上非常不顯著。實際上，很難找到一種理論解釋，能夠解釋葛顏祥等的發(fā)現，這可能和他們的抽樣不足有關。

3.2 支付意愿估算

3.2.1 WTP中值或均值的選擇

當WTP的分布函數為線性對稱分布時（比如線性probit和線性logit模型），中值和均值的計算方法一樣，均由下式給出：

WTP+=WTP*=-α/β（5）

其中，WTP+表示均值，WTP*表示中值，α為模型估計常數項，β為投標值的系數。除了上述標準線性模型外，在其余分布函數下，WTP+和WTP*估計結果往往相差很大，差距大小與β系數有關［9］。

從統(tǒng)計學角度來看，在隨機效用函數設定下，中值還是均值估計取決于對損失函數的選擇。如果采用最小二乘法，則均值指標能夠反映集中趨勢；如果采用最小絕對值法，則中值指標能反映集中趨勢。均值估計受WTP分布函數的峰度和偏度的影響很大［13］。傳統(tǒng)估計設定隱含的假設是不存在零或負支付意愿，這意味著實際WTP分布函數存在“右偏”現象，導致WTP高估。此外，均值估計還會受到右側“厚尾”（fat tail）問題的困擾。與此相比，中值估計則更為穩(wěn)健（robust）。

從經濟學角度看，均值估計與KaldorHicks的“潛在補償標準”（potential compensation principle）相符，但是KaldorHicks標準存在邏輯不一致性問題并且因為隱含著較為敏感的道德取向而受到批評［14］。中值WTP*的理論依據則是“多數投票原理”（principle of majority voting）：如果多數人愿意為某種改變而提供支付意愿的話，就應該支付。盡管投票原理亦被證明不滿足帕累托最優(yōu)效率，不過卻具有良好的道德判斷含義。最后，個人支付意愿要受到其可支配收入的限制，原則上不應該超過其全部收入，一般來說均值估計則很難滿足這一要求［9］。有鑒于此，本文選取以中值計算進行分析。

3.2.2 單界與雙界的選擇

在單界模式下，以logit模型為例，考慮所有其它變量的影響后，WTP的中值估算結果為809.8元，其95%的置信區(qū)間為［730,889］（見表3中的模型1），若不考慮其它控制變量，WTP估算結果為802.4元，其95%的置信區(qū)間為［724,881］（見表3中模型2）?？梢娛欠癜渌刂谱兞繉烙嫿Y果影響不大。在雙界模式下，logit模型的估計結果為模型（3）和模型（4），其中模型（3）考慮了其它控制變量，模型（4）未予考慮，從WTP大小看，考慮與否其它變量，對結果影響不大。Hanemann等［9］曾指出，單界模式下估計量不僅統(tǒng)計效率較低，而且往往會造成高估。我們的結論也證實了Hanemann的論斷。從數值上看，單界估值約為雙界估值的1.7倍。此外，雙界模式下，WTP的標準誤以及95%置信區(qū)間都要比單界模式下的估計結果更為精確。

3.2.3 對數模型與水平模型的選擇

Bishop等［15］推薦使用的是對數logit模型。作為對比，模型（5）至模型（8）報告了在對數logit設定下WTP的估算結果。可以看出，模型設定的不同會導致估計結果相差很大。以不包含X的雙界模型為例，logit模型設定下的估計值為446.7，而對數logit模型設定下的估計值則僅為2707，前者為后者的1.65倍。Bohara等［16］根據蒙特卡洛法模擬了當存在不同比例的零（以及負）支付意愿時，線性分布、對數分布以及Weibull分布函數對估計結果的影響。結論是，零（以及負）支付意愿比例越高，線性分布以及Weibull分布越可能導致對WTP的中值造成高估，這與我們的結論一致。實際上受訪者不愿回答的數量越大，模型的選擇對于估計結果的影響也就越明顯，因為傳統(tǒng)模型的潛在假設是不允許支付意愿為負，比較而言，對數logit模型的偏差更小些。使用這些模型難免會導致估計結果的偏差。我們的調查樣本中，兩次均回答“否”的比例為1509%，這個比例與Bohara的

蒙特卡洛模擬臨界值非常接近。有鑒于此，我們認為對數logit模型更為可靠。

4 結 語

本研究通過引進二分式選擇法、恰當的核心估值問題設計、大樣本發(fā)放、多次調查及調查員培訓、WTP支付水平影響因素的邊際效用分析、WTP中值法計算等方法或多或少克服了CVM研究中存在的“假想特性”、“調查無回應”、“范圍問題”、“假設偏差”、“調查者偏差”、二分式選擇法的“胖尾”等問題。另外，在WTP估算中，由于雙界兩分式問卷在模擬市場方面融入了討價還價過程而比單邊界兩分式方法能更加逼近參與者真實的支付意愿，并根據調查樣本中“零支付意愿的比例”選擇對數估算模型而非水平估算模型，很好地提高了CVM研究結果的有效性。通過上述方法測算的南京市居民對長江流域生態(tài)系統(tǒng)恢復的支付意愿為270.7元/戶•年，而文獻4利用支付卡式問卷估算的結果是100.66元/戶•年。比較二者的研究結果，處在國際上公認的“兩分式問卷的調查結果通常是開放式問卷調查結果的 1-6倍”［17］范圍內，這也證明了本研究的有效性。

研究還發(fā)現，家庭收入變量對WTP的影響始終保持較好的穩(wěn)健性，收入越高支付意愿越高，但收入對WTP支付水平的影響存在明顯的“門檻”：只有收入達到一定水平后，消費者才有可能購買環(huán)境服務這一“奢侈品”。其余變量，如年齡、受教育程度以及環(huán)境意識雖均表示出不同程度的相關性，但對受訪者支付意愿的實際影響不像預期那么顯著，性別對支付意愿影響不大。因此，大幅提高居民家庭收入水平是提高居民支付意愿最為有效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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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gent Valuation of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Restoring Basin Ecosystem with

Validity Improvement:A Case Study for Yangtz River Ecosystem

CAI Zhijian1 DU Liyong1，2 JIANG Zhan1

（1College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37,China;

2Jiangyi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Jiangyin Jiangsu 214405, China）

篇7

[關鍵詞] 食管癌；多西他賽；順鉑；腫瘤標志物

[中圖分類號] R735.1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1673-9701（2011）33-38-02

The Evaluation of Chemotherapy Effectiveness in the Treatment of Esophageal Cancer Used Docetaxel with Cisplatin Based on the Expression of Different Tumor Markers

WANG Haiying SHEN Jie LIN Quanbing JIN Zhang QIU Enyi CHEN Zengbian

Wenzhou City the Second People’s Hospital，Wenzhou 325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hemotherapy effect in the treatment of esophageal cance used Docetaxel with cisplatin，and the level of the tumor marker. Methods All 50 esophageal cancer patients were given chemotherapy TP，intravenous infusion of docetaxel 75mg/m2，d1. intravenous infusion of cisplatin 80mg/m2， d1～d3， 21d repeat， 3 courses of chemotherapy，four levels of tumor markers CEA，CA19-9，SCC，CA724 levels were monited. The recent clinical efficacy，toxicity，1-year survival rate，tumor marker level changes were observed.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CR + PR） was 78%，1-year survival rate was 52%，the clinical stage reduced after chemotherapy.Main toxicity was myelosuppression，I grade leukopenia 13 cases（26%），Ⅱ 21 patients（42%），alopecia in 46 cases （92%）， muscle or joint pain in 29 cases （58%）， nausea and anorexia 27 patients （54%），fatigue in 16 patients（32%），were eased after symptomatic treatment，chemotherapy side effects can be tolerated after chemotherapy ，the CEA， CA19-9， CA724， SCC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before chemotherapy. Conclusion The Chemotherapy contained Docetaxel with cisplatin have clinical efficacy，lower disease stage，light toxicity， reliable short-term effect， in treatment of esophageal cancer，the patient can tolerate，worthy of further clinical studies，and recommended the introduction of tumor markers evaluation criteria assessing the effect.

[Key words] Esophageal cancer； Docetaxel； Cisplatin； Tumor markers

食管癌是腫瘤科常見疾病，手術是目前治療食管癌的主要方法，但由于多數食管癌患者就診時已為局部晚期，手術切除率低，術后預后較差，復發(fā)轉移高?；熓侵匾闹委熓侄沃?，目前常用的化療方案效果不是令人滿意，順鉑聯合5-氟尿嘧啶化療初治患者未能獲得良好的療效。探求新的有效的化療方案是腫瘤醫(yī)務人員關注的重要課題，本文采用TP化療方案治療食管癌，并且以不同腫瘤標記物及臨床療效、1年生存率進行評價，結果表明TP化療方案療效確切，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本組觀察的50例食管癌患者是我院2008年1月～2011年2月收治住院治療患者，均經纖維胃鏡檢查及手術病理活檢確診，均無轉移。其中男37例，女13例，年齡31～71歲，平均年齡（55.4±9.9）歲。胸上段7例，胸中段33例，胸下段10例；病理類型分布為鱗癌40例，腺鱗癌10例；TNM 臨床分期為I期5例，Ⅱ期15例，Ⅲ期26例，Ⅳ期4例；均無化療禁忌證，并設30例健康人作為對照組。

1.2 化療方法

為預防過敏反應和體液潴留，化療前1d口服地塞米松，8mg/次，2次/d，連用3～4d，化療期間給予雷尼替丁200mg靜脈推注。所有患者入院后行TP方案化療，靜脈滴入多西他賽（江蘇恒瑞醫(yī)藥股份有限公司H20020543）75mg/m2，250mL生理鹽水稀釋，1h滴完，第1天；靜脈滴入順鉑（齊魯制藥有限公司H20023461）80mg/m2，第1～3天，21d為一周期，共計化療3個周期，如果出現3級或以上的血液學毒性，立即使用粒細胞集落刺激因子支持治療，并將下一周期治療藥物的劑量降低25％或酌情延長化療間隔時間，所有患者均順利完成3個周期的化療，沒有出現由化療引起的死亡病例，化療結束后3周復查并行手術治療，所有患者進行1年隨訪。

1.3 療效標準與觀察指標

①采用國際抗癌聯盟（UICC）制定的近期療效的四級評價標準：完全緩解（CR）、部分緩解（PR）、穩(wěn)定（SD）、進展（PD）?？陀^緩解率（ORR）指CR + PR患者占全組患者的百分率。②收集患者均在治療前后10d早晨采空腹靜脈血5mL送檢，分別采用Roche E170全自動免疫分析儀（瑞士）和Abbott IMX酶免疫分析儀（美國）檢測血清癌胚抗原（CEA）、谷胱苷肽轉移酶Pi、糖類抗原19-9、鱗狀上皮細胞癌抗原（SCC）、CA724水平；③統(tǒng)計病例手術切除率，術后1年的生存率。

1.4 統(tǒng)計學方法

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表示，計數資料采用率表示，采用SPSS16.0進行統(tǒng)計分析，P＜0.05表示差異具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1表示差異具有顯著統(tǒng)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近期療效

本組50例患者，CR 13例，占26%，PR 26例，占52%，NC7例，占14%，PD 4例，占8%，總有效率（CR+PR）為78%；所有患者經過1年隨訪，死亡24例，1年生存率為52%。

2.2 毒副反應

主要毒副反應是骨髓抑制，I級白細胞下降為13例（26%），Ⅱ級21例（42%） ，脫發(fā)46例（92%），肌肉或關節(jié)痛29例（58%），惡心納差27例（54%），疲勞16例（32%），均經對癥處理后得到緩解，化療不良反應可以耐受。

2.3 分期變化

由表1可知，化療后患者的臨床分期明顯降低，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1。

2.4 腫瘤標記物變化

由表2可知，化療后患者血清CEA、CA19-9、CA724、SCC明顯低于化療前，差異具有顯著統(tǒng)計學意義，P＜0.05。

3 討論

食管癌患者被發(fā)現時大多屬于晚期，根治性切除術的效果不明顯，術后復發(fā)轉移較高，術前、術后需采用化療配合治療，90%以上患者術后1年內需開始首次化療[1]。

多西他賽是臨床常用的新型抗癌藥物之一，能夠誘導和促使微管蛋白聚合成微管，同時抑制已形成的微管解聚，產生穩(wěn)定的微管束，從阻斷了細胞在有絲分裂時紡錘體的形成，抑制了細胞的分裂和增殖。多西他賽聯合順鉑行食管癌新輔助化療助于提高根治性手術切除率，不良反應能耐受，不增加手術并發(fā)癥[2]，多西他賽聯合5-氟尿嘧啶、順鉑組成的化療方案治療晚期復治食管癌有效率較高，不良反應可耐受，可作為老年食管癌患者的首選化療方案[3]；食管癌術后患者采用多西他賽加順鉑化療配合放療治療其復發(fā)轉移的近期療效及毒副反應明顯降低[4]，多西他賽已開始用于術前及術后的輔助化療。

腫瘤標志物是指腫瘤組織和細胞內由于癌基因及其產物的異常表達所產生的抗原和生物活性物質，此類物質在正常組織及良性病變組織中不產生或產生甚微量，反映了腫瘤發(fā)生過程中相關基因的變化[5]。腫瘤標記物的血清水平一般與腫瘤的發(fā)生、發(fā)展、消退、復發(fā)等具有良好的相關性，對于評價其療效具有重要作用，研究表明，血清腫瘤標記物癌胚抗原（CEA）、鱗狀上皮細胞癌相關抗原（SCC）對食管癌的早期診斷和鑒別具有重要的臨床價值，食管癌為常見的鱗狀上皮癌，最敏感的腫瘤標記物是SCC，其次是CEA[6]。血清CA19-9、CA724水平動態(tài)聯合監(jiān)測可用于食管癌輔助診斷、療效觀察、以及對病期及預后的判斷[7]，多項腫瘤標志物檢測的陽性率更高，對于食管癌的診斷率、療效評估、疾病發(fā)展轉歸更有益處，研究表明血清CA19-9、CEA、CA125、CA724、SCC和NSE水平聯合檢測可提高食管癌的診斷率及了解疾病發(fā)展轉歸[8]，采用基于腫瘤標記物的效果評估能更有效監(jiān)測其化療效果[9-10]。

本文研究表明，TP化療方案治療食管癌總有效率（CR+PR）為78%；所有患者經過1年隨訪，死亡24例，1年生存率為52%，化療后患者的臨床分期明顯降低；主要毒副反應是骨髓抑制，I級白細胞下降為13例（26%），Ⅱ21例（42%），脫發(fā)46例（92%），肌肉或關節(jié)痛29例（58%），惡心、納差27例（54%），疲勞16例（32%），均經對癥處理后得到緩解，化療不良反應可以耐受，化療后患者血清CEA、CA19-9、CA724、SCC明顯低于化療前。

綜上所述，多西他賽加順鉑化療配合放療治療食管癌臨床療效確切，降低病情分期，毒副反應輕，患者能夠耐受，近期療效可靠，值得臨床進一步研究，建議引入腫瘤標志物的療效評估標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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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一)基于生產有效性理論的內部審計績效評估研究現狀基于生產有效性理論的內部審計績效評估主要針對組織成員的某些特定活動，要求組織成員必須在特定時間和工作職能范圍內開展的特定活動以及對特定活動的記錄，績效評估會根據生產有效性理論對特定活動進行評價。從某種意義上講，基于生產有效性理論的內部審計績效評估就是對企業(yè)的產出與結果的一種衡量，在內部審計中，這種績效評估的方法更加適用于內部審計活動。

(二)基于戰(zhàn)略管理的績效評估理論戰(zhàn)略管理的績效評估要求評估必須要服務于企業(yè)的戰(zhàn)略發(fā)展，可以促進企業(yè)的發(fā)展現狀，確保評估指標內容與企業(yè)日常運營項目的關聯性，評估人員可以根據評估結果制定出企業(yè)發(fā)展戰(zhàn)略。對企業(yè)日常特定活動的控制是實現戰(zhàn)略管理績效評估的基礎，所以企業(yè)要懂得利用戰(zhàn)略管理的相關理論內容，確立平衡計分卡構造的內部審計績效評估體系。利用平衡計分卡設計出的內部審計績效評估體系自身就擁有明確的指標，通過評估對各個指標進行賦權，可以計算出內部審計的綜合評分，以此來對企業(yè)的綜合經營能力進行評價，同時也實現了戰(zhàn)略管理的績效評估目標，其理論內容可以更好的應用在審計工作中。

二、內部審計績效評估各個維度之間的耦合關系

(一)耦合關系概述耦合是一種物理學概念，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系統(tǒng)之間，在各種相互作用的影響下，彼此影響以至協(xié)同的現象。這種耦合關系的形式應用在內部審計績效評估研究中，更加貼合績效系統(tǒng)的評估指標，當評估指標權重達到臨界值時，耦合關系會給出指導的意見，確定了系統(tǒng)的無序性和有序性。利用耦合關系的績效評估也可以維持系統(tǒng)的有序狀態(tài)，簡化系統(tǒng)從無序走向有序的過程，內部審計績效評估的提高既依賴于各緯度自身的績效結果，又與各緯度之間的耦合交互作用有關。

(二)內部審計績效評估各個維度之間耦合關系的體現可以確定內部審計各緯度與戰(zhàn)略目標之間存在明顯的耦合關系，根據企業(yè)制定的發(fā)展和管理戰(zhàn)略目標，內部審計績效評估必須要在耦合關系的引領下，對評估結果進行分析。耦合關系要求每個緯度的績效指標要滿足內部審計的戰(zhàn)略目標，要能促進企業(yè)發(fā)展，并保障各緯度之間耦合關系的穩(wěn)定性，內部審計績效評估中客戶滿意度的目標會依賴于流程質量和財務目標的耦合，所以一定要按照內部審計績效評估的結果對企業(yè)的發(fā)展戰(zhàn)略目標進行判斷，及時出具審計報告。內部審計績效評估各個維度既是對企業(yè)財務的一種貢獻，更是對內部審計人員的一種考驗，在相關因素互相制約的條件下，很多方面的關系都有可能影響到客戶滿意度。因此，在確保審計資源充足的條件下，審計人員要依據耦合關系的要求，提高自身的績效評估能力，降低審計計劃完成率存在的失誤幾率。筆者結合實際的研究內容，制定了如下圖，以此來更加直觀的反映出內部審計績效評估各個維度之間耦合關系。

三、基于耦合理論的內部審計績效評估模型的建立

(一)模型建立指標模型建立的指標要基于系統(tǒng)耦合的特點，通過系統(tǒng)各個因素之間的相互關系，促使系統(tǒng)由無序走向有序，耦合度就是對這種情況的一種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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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 政府績效評估 評估方法 評估法制化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快速發(fā)展，但是經濟持續(xù)增長也付出了一定的代價，環(huán)境嚴重污染、能源和資源供需矛盾加劇、耕地面積大幅減少、貧富差距拉大等問題相繼出現，這些問題使得我們在快速發(fā)展經濟的同時必須統(tǒng)籌社會各方面的利益。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上提出了科學發(fā)展觀，主要內容為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xié)調、可持續(xù)的發(fā)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fā)展。科學發(fā)展觀要求以人為本，促進人的全面發(fā)展；依靠科技進步和創(chuàng)新，加快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加強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發(fā)展；堅持經濟社會協(xié)調發(fā)展，加快社會事業(yè)發(fā)展；縮小貧富差距，促進社會公平?？茖W發(fā)展觀的提出為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xù)發(fā)展指明了方向，而在科學發(fā)展觀實踐的同時，必須有正確的政績觀的支撐。

一、政府績效評估概論

政績，從表面意義上來說就是領導干部在行使人民賦予的權利、認真履行崗位職責所取得的成績和獲得的效果，而從本質上來說則是涵蓋了一些具體內容，如經濟發(fā)展，社會進步等。要樹立正確的政績觀就必須建立科學的政績評估制度，從而保障和推動科學發(fā)展觀的實行。而政府績效評估，則是指按照統(tǒng)一的評估指標和標準，遵循一定的程序，運用一定的模型進行對比分析，對需要進行評估的政府部門在一定時期內的業(yè)績做出公正、客觀和準確的綜合評判的過程。

實行政府績效評估有以下幾個功能：首先，績效評估過程符合民主政治發(fā)展的進程，有利于我國努力建設民主政府；其次，通過績效評估是的政府更加注重工作期間的透明化，有助于透明政府的建設；再次，績效評估強化了政府的責任意識和服務意識，有助于建設責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最后，績效評估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率。

二、文獻綜述

通過研究國內文獻，可以看出國外政府績效評估起步較早且成熟，我國的政府績效評估起步較晚且仍有缺陷。

藍志勇將西方國家的政府績效評估發(fā)展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20世紀初至40年代的萌芽階段，發(fā)源于美國，第二階段是從20世紀40年代至70年代的起步階段，事實上是傳統(tǒng)行政模式的延續(xù)，又被稱為“效率研究”，第三階段是從20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的發(fā)展階段，這一階段具有里程碑的意義，第四階段則是20世紀90年代至今的深化階段。而我國則是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才開始發(fā)展，起步較晚。

蔡立輝曾在文中指出我國政府績效評估起步較晚，且發(fā)展的不完善。中國政府是服務型政府，宗旨是為人民服務，因此服務型政府是當代中國政府改革的目標選擇。彭向剛在《服務型政府績效評估問題研究述論》中指服務型政府這一目標價值應該被我國政府所采納。所以，政府績效評估有必要代之以服務型政府績效評估，盛明科也在文中指出服務型的政府理念對于我國政府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通過這些文獻，可以看出中國的政府績效評估起步較晚，并且發(fā)展較不完善，我們應該結合中國服務型政府的實際，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政府績效評估體系來推動我國政府建設。

三、政府績效評估的發(fā)展

現代意義上的績效評估起源于20世紀的科學管理，20世紀70年代，政府績效評估開始大規(guī)模地引入政府績效管理中，并在各國取得較好的成效。政府績效管理于20世紀80年代引入我國，而其繁榮發(fā)展則是在20世紀90年代，在這一階段，我國進一步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各政府在不斷提高行政效率的同時，也將服務質量作為衡量自身績效的重要內容。21世紀至今是我國政府績效評估的調整時期，在這一時期，我國政府致力于確定績效評估的指導思想，科學的制定績效評估指標并且規(guī)范績效評估進程。但是，由于我國的政府績效評估起步較晚，還存在一些缺陷。

四、政府績效評估指標

只有選擇一些有代表性的績效指標，才能正確、客觀地衡量政府績效。黨的以來，我國各級政府都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戰(zhàn)略方針，GDP及GDP的增長這一經濟標桿成為衡量政府績效的主要指標。但是GDP仍然不很全面，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不斷發(fā)展，GDP已經不再適應當前社會需要，因此我們應該根據當前的實際情況，建立一套科學的政府績效評估指標體系。

（一）政府績效的內涵與結構

對政府績效內涵進行全面的理解，首先必須理解政府的基本職能。政府的基本職能即政府在一段時期內行使其管理權力時體現出的能力，是對國民經濟和社會進行管理時所取得的成效，主要體現在。

（二）政府績效評估指標的選擇原則

1.系統(tǒng)性。政府績效系統(tǒng)是由經濟發(fā)展、社會穩(wěn)定、教育民生和環(huán)境質量等方面的績效子系統(tǒng)綜合組成的，這些子系統(tǒng)必須采取一些相應的指標才能反映出來，因此評估指標體系建立時要足夠全面以充分反映政府績效的系統(tǒng)性特征。

2.可操作性。評估指標體系建立的目的是使其在政府績效評估中得到使用，這就需要所建立的指標體系易于操作和掌握。

3.獨立性。要求入選的指標之間必須相互獨立，不能互相替代。

4.可比性。要求入選的每個指標的含義、時間和適用范圍都必須明確，確保評估結果能進行多向的比較，因此選擇評估指標時應盡可能擇相對指標。

5.動態(tài)性。政府績效是一個動態(tài)過程，因此既要選擇能反應政府績效活動成果的現實性指標，又要選擇體現績效過程的過程性指標，可以綜合反映政府績效的現狀和未來的發(fā)展趨勢。

6.導向性。政府績效評估的目的是通過評估獲得有效信息，因此指標必須具有導向性。

（三）評估指標體系設計的影響因素

1.內部因素。內部因素直接影響指標體系的生成，主要包括政府職能，政府發(fā)展戰(zhàn)略和規(guī)劃，政府績效評估的價值取向及政府管理的規(guī)范化程度。

2.環(huán)境因素。環(huán)境因素主要通過對內部因素發(fā)生作用而對指標體系的形成產生間接影響，主要包括地方經濟社會發(fā)展水平，政治體制，公民參與狀況，文化傳統(tǒng)和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博弈與整合。

五、政府績效評估主體

從信息加工的觀點來看，政府績效評估就是評估主體對與評估對象有關的績效信息進行觀察、搜集、儲存、提取、整合和預算的過程。評估主體的心里特點、情緒態(tài)度、認知方式等都會對評估結果產生影響，因此如何選擇評估主體，成為評估研究中的重要問題。

在我國政府績效評估的實踐中，績效評估主體不僅有政府部門的自我評估、上級評估，還出現了公眾評估。但是由于我國起步晚，因此我國政府績效評估主體仍存在一些缺陷：

1.政府績效評估主體缺少多樣化。當前，我國的政府績效評估主要友政府及內部成員參與，缺乏一些社會公眾，這樣會導致在過程中，政府只重視自身評價，缺乏客觀公正。此外，還缺少專業(yè)評估組織，也使得評估結論缺少專業(yè)知識，及理論局限性的影響。

2.政府績效評估主體缺乏獨立性?，F階段，我國大多數政府績效評估采用上級評估的方式，使得評估主體在評估過程中由于各種原因難以完全保持客觀公正性。

3.政府績效評估參與主體缺乏廣泛性。由于政府績效評估機構的設置缺乏法定性，且評估參與主體本身就是政府行為的既得利益者，導致評估參與主體的代表性和廣泛性有所欠缺。

4.政府績效評估參與主體信息不對稱。政府績效評估是一個搜集信息和加工信息的過程，只有信息對稱，評估參與主體在政府績效評估中才能有平等的話語權。

六、政府績效評估法制化

政府績效評估與管理的法制化，是指國家把政府績效評估與管理中較成熟有效、較穩(wěn)定且有一定規(guī)律性的政策原則、制度和辦法以法律、法規(guī)及條例的形式定下來，作為評估主體、評估對象和評估活動組織者等在政府績效評估活動中的法律規(guī)范，并由國家強制力來保證實施。

我國的政府績效評估與管理法制化有一定的意義：首先在法律方面引導參與評估的人做出合法規(guī)范的行為，進而規(guī)范完善政府績效評的整個過程。只有通過一些法律規(guī)范來形成相應的規(guī)章制度，使得績效評估與管理活動有對應的章法可循，才能約束評估者與被評估者的行為，才能推進政府績效評估與管理活動的順利規(guī)范進行。

績效評估是為了踐行科學發(fā)展觀和正確的績效觀，建設服務型政府和責任性政府，使人民對政府行為做出監(jiān)督并最終滿意。在明確立法宗旨的基礎上，確立貫穿政府績效評估與管理整個過程、彰顯現代行政精神、指導立法實踐的基本原則，是政府績效評估與管理立法的前提和基礎。立法遵循一定的原則，我國政府績效評估的立法原則有：

1.政府責任原則。即在我國制定政府績效評估與管理的相關法律時，應該從政府的角度去建立相關制度，要明確為規(guī)定級政府及各部門規(guī)定應盡的職責和義務，強化他們在政府績效評估與管理過程中的責任意識。

2.民主性原則。政府績效評估在本質上屬于對政府的監(jiān)督行為，是人民民主的體現，必須吸引社會各界的共同參與，充分體現接受人民監(jiān)督的本質。

3.透明原則。又稱公開原則，是現代政府的基本特征，要求信息公開，激勵公眾參政議政。

4.科學性與服務性原則。政府績效評估必須建立在科學的評估方法基礎上，建立合理的指標體系，科學的立法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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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高校輔導員；績效評估；目標；原則

作者簡介：張貝貝（1986-），女，江蘇啟東人，鎮(zhèn)江高等專科學校團委組織部部長，助教。（江蘇 鎮(zhèn)江 212003）

中圖分類號：G64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0079（2013）23-0113-03

對于當前我國高校根據職稱職級來進行輔導員收入分配的一般模式而言，引入績效評估的管理機制在明確個人與組織目標、激發(fā)輔導員工作熱情、促進高等教育優(yōu)質發(fā)展方面具有不可否認的優(yōu)勢。然而，人員的績效評估問題是人力資源管理學中的一個重點和難點問題，作為高校輔導員，由于工作對象、工作環(huán)境、長期的觀念等多方面的特殊性，使得績效評估至今缺乏一套公認的行之有效的方法，現有的一些評估舉措也往往流于形式。其中，沒有明確績效評估為之服務的人力資源管理目標、沒有系統(tǒng)科學的針對高校輔導員特殊群體的評估原則是其中的關鍵問題。

一、基于當前困境的輔導員人力資源管理目標的制訂

分析當前存在的不足是提出具體改進目標最直接、有效的方式。高校輔導員績效評估方法眾多，但在實際操作中普遍存在一些困境。結合當前實際工作困境，從人力資源管理角度提出評估工作的改進方向與目標，才能為構建系統(tǒng)科學的輔導員績效評估原則提供前提與基礎。[1]

1.評估主體的信度不高

高校輔導員績效評估的信度指的是對輔導員評價時各個評估主體所作出評價的一致性程度，如果評估主體之間對同一個輔導員作出的評價基本一致則說明這種評估的信度比較高。而當前我國采用的績效評估方法中，信度不高的現狀主要源于兩方面：一是評估主體不全面，常采用上級、同級和下級打分的方式進行評估，不能將組織人事部門、學生工作部門、其他服務部門的評價因素囊括進來，參與比較的因素較少，則信度難以保證。二是即使不少高校采用了360°績效考核等較為全面的辦法，但是評估主體提供的定性成分較多，主觀因素的介入成分太大，信度因此不高。于是，完善輔導員績效評估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利用科學的人力資源管理模型與方法，譬如將360°績效考核與模糊綜合評判等方法結合使用，以追求一種全方位、多角度的評估，同時適當增強評估標準的剛性，減少主觀成分，確保評價信度。

2.評估指標的效度不強

高校輔導員績效評估的效度是指評估指標對輔導員實際內容進行評估的全面結合的程度。如果評價方法中各項指標與實際工作內容存在的交集較多，則評估方法效度越強（見圖1）。

當前高校輔導員績效評估指標效度不強主要源于兩方面：一是輔導員工作面廣、量大，涉及到學生在校內校外的方方面面，現有的一些績效評估方法通常是設計出一些容易量化的、顯性的指標，而容易忽視一些工作量小但是至關重要的工作內容。[2]譬如學校的指示精神或其他信息傳達的及時性與全面性。二是績效評估指標中如果涵蓋了與高校輔導員工作無關的內容，或者對于全校輔導員采用一刀切，不區(qū)分具體情況制訂一些指標，則都認為是受污染的績效評估，譬如用違紀處分學生的絕對數字來評估輔導員工作績效，對于學生整體情況明顯不理想的輔導員來說有失偏頗。輔導員績效評估的目標是真正將人本管理的思想融入評估系統(tǒng)，既要從面上考慮輔導員隊伍，又要關注不同層次與類別的輔導員的評估需要，還要充分考慮個性化因素，關注人力資源個人發(fā)展。

3.評估方法的普適性較低

評估方法的普適性包括評估過程中對于所有被評的輔導員的適應程度和對于所有工作內容的適應程度，如圖2所示。

對于所有輔導員而言，不同工作年限的輔導員有差異性的工作動機，不同分工的輔導員需要不同的督促與激勵，每個輔導員也有個性化的發(fā)展要求，而我國現有的輔導員績效評估方法較少地關注層次性與個體的差別。對于輔導員工作內容而言，隱形的工作較多，很多事情或者是臨時的，或者是做了也看不出成效但是不做卻有負面效果的，或者是沒有辦法科學量化的等等。當前高校輔導員績效評估力求多采用定量與長期一致性的方法，整體上的思路是公認的，但普適性仍較低，成為又一個需要改進的工作目標。人力資源管理中績效評估理論要求用數學來完善學科，故輔導員考評中定量指標越來越多；人員的績效評估除了考察過去與現在，還用來預測未來，故輔導員考評關注長期、階段性的表現……然而高校輔導員的工作與一般企業(yè)員工的工作相比，有很強的特殊性，它兼具管理型、事務型、研究型、學習型等多項特征。[3]因此將定性的、定量的、臨時的、長期的、個性的、面上的東西綜合起來考慮，找到一個切合點成為當前輔導員績效評估的又一個管理目標。

4.評估結果的反饋性較差

當前高校進行輔導員績效評估的主要用途是為輔導員的薪資、晉升提供決策依據，而在實際操作中由于各種因素的影響，通常都很難真正做到在個人回報中完全按照績效評估操作，更容易忽視評估結果對于輔導員自身成長的重要作用，也就根本無法做到通過績效評估來告訴輔導員如何改進思政教育工作，如何落實教育方針政策等等。實際上績效評估具有引導個人和團隊朝管理目標發(fā)展的功能，其評估結果是具有多方面的激勵效果的。評估結果的反饋性較差是一個常見問題，要運用發(fā)展的眼光看待高校輔導員績效評估和隊伍建設中的問題，通過動態(tài)考查把握輔導員隊伍建設中易出現的一些狀況，以動態(tài)的視野尋求輔導員績效評估機制的運行以及評估結果的應有功效，這本身也是人力資源管理的一個重要目標。

二、基于目標的高校輔導員績效評估的一般原則構建

“沒有規(guī)矩，不成方圓”，基于分析輔導員績效評估困境所得出的人力資源管理目標，構建一套系統(tǒng)、科學的高校輔導員績效評估的一般原則才能更好地為建立整體績效評估體系服務。[4]結合前面的困境與目標分析，在評估主體、評估對象、評估手段、評估結果四個角度構建高校輔導員績效評估的一般原則。

1.立足于評估主體——統(tǒng)籌兼顧原則

科學發(fā)展觀的核心就是“五個統(tǒng)籌”，是一切工作的重要指引，在高校輔導員績效評估體系中也必須統(tǒng)籌兼顧與其相聯系的各方面的關系，促進高校輔導員隊伍的全面、協(xié)調、可持續(xù)發(fā)展。因此，對其績效評估必須包含輔導員工作全過程的各個環(huán)節(jié)、指標體系能夠涵蓋輔導員工作績效系統(tǒng)的各個方面和各個要素，既不能遺漏任何指標和任何流程，也要突出重點、有所側重，還要全面把握各個項目、各方關系。

（1）協(xié)調各方關系。高校輔導員是高校各級各類教職員工中的一員，高校輔導員隊伍建設是高校教育事業(yè)發(fā)展中的一環(huán)。高校輔導員績效評估隨之需要協(xié)調發(fā)展高等教育系統(tǒng)中各利益相關體的關系。這就要求評估主體在建立評估體系時，不僅需要保證績效評估的指標，能涵蓋輔導員的思想素質、工作態(tài)度、工作能力、工作實績等全面的實際表現，促使輔導員不斷自我發(fā)展和自我完善，而且需要在與高校內部人員、部門的關系上相互促進、相互配合，達到共同發(fā)展的目的。

（2）公開、公正、公平。公開、公正、公平原則是科學構建績效評估體系的一大前提。公開是指輔導員績效評估時應最大限度消除所有利益相關體對評估工作的神秘感，評估指標、標準和水平通過充分協(xié)商來制定，力求取得一致的認同和信任。公正包括程序公正和實體公正。程序上要堅持寬松的氛圍和嚴謹的態(tài)度，避免主觀因素與感彩影響其客觀與規(guī)范。評估重點要放在實際工作成效上，廣泛調查，深入了解，既要分析主觀條件又要分析客觀環(huán)境，既要看到現實能力又要關注發(fā)展?jié)摿Α９奖旧砭褪且环N激勵，是指每一條指標對所有輔導員都不失偏頗，包括如何評估輔導員工作，并體現獎優(yōu)罰劣，同時還包括輔導員與專業(yè)教師以及其他教職員工之間的公平，與同層次輔導員的職務、職稱之間的平衡。

2.立足于評估對象——以人為本原則

以人為本就是將人作為社會的主體和中心，在社會發(fā)展中以滿足人的需要、提升人的素質、實現人的發(fā)展為終極目標。輔導員績效評估中不能專注于評估工作成果，而需要把滿足人的現實需要、維護人的切身利益作為體系建立的第一標準。要考慮到不同層次輔導員的差異性，要考慮到輔導員的個體差異和特殊性需要，還要考慮到輔導員整體的方向和個人的發(fā)展。

（1）富有層次與個性。高校輔導員的工作內容是育人為主，工作對象是有獨立思想的大學生，工作上具有獨立性、自主性、多樣性的要求，因此一套有效的評估體系應當滿足其差異性的需求。有調查表明，從事工作1年以內的輔導員認為事務性工作太多、太繁瑣嚴重影響工作積極性；而從事工作2～5年的輔導員認為個人發(fā)展前途是主要因素；從事工作6年以上的輔導員則更關注工作成就感。因而在評估時要區(qū)分對象，富有個性，在給予某類、某個輔導員一定自由和自利的基礎上更好地激發(fā)其工作熱情。同時，也要采取肯定成績、正面總結為主的方式，并適當地拉開績效差距，通過層次性調動輔導員工作的積極性。

（2）關注個人發(fā)展。知識管理專家瑪漢—坦姆仆經過大量研究后認為，激勵知識人員的前四個因素分別是：個體成長、工作自主、業(yè)務成就、金錢財富。因此，對于作為高級知識分子的高校輔導員的激勵，更要以其發(fā)展、成長和成就為主。充分關注輔導員個人發(fā)展，是設計一套符合人才長遠培養(yǎng)計劃和符合人才實際需要的績效評估體系的重要原則。

3.立足于評估手段——形式多樣原則

在現有的輔導員績效評估手段中，往往偏重于民主測評、查看資料等時點性的評估，評估方式通常以填寫表格為主，很少進行實地的、跟蹤的動態(tài)過程評估。定向評估的指標多，定量評估的少。期末性的評估比較多，通常就是年底一次性總結，平時考核評估很少，無法起到管理過程控制的作用。因此一套系統(tǒng)、科學的績效評估體系必須遵循評估手段形式多樣的原則。

（1）定性與定量評估結合。馬克思曾說，一門科學只有使用了數學才能達到完善的地步。高校輔導員績效評估同樣是一門科學，同樣需要不斷完善。輔導員績效評估中通?？梢远ㄐ缘囊蛩剌^多，定量分析難度較大，僅進行定性考核只能反映輔導員的性質特點，僅進行定量考核則可能會忽視其質量特征。因此，評估中必須遵循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原則，并且盡量將定性的內容科學量化。日常的工作可以通過一定的工作數量表現出來，譬如出勤率、工作量、論文數等，但還有大量的隱性工作，譬如學生的思想教育、談心等，難有定量的結果，只有將二者有機結合才能實現有效互補。

（2）時點與階段評估結合。人員的績效評估既是對已有工作成果的考察，也是對他們未來行為能力與表現的一種預測。輔導員的績效評估僅靠某個時點的總結報告和相關部門、人員的打分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將其績效評估系統(tǒng)定期化、制度化，評估過程靈活化和動態(tài)化，才能較全面地掌握其工作的實際情況和未來的潛能。將某個時期末的時點總結評估和某個階段內日常跟蹤考核相結合的原則對于輔導員這一工作群體極為重要。

（3）點與面評估結合。點與面結合的原則要求績效評估體系中必須采用一致的考核標準，從面上保證橫向的普適性和縱向的連貫性，才能區(qū)分評估對象的績效差異。同時也要求在保證有一定的評估彈性以滿足特殊情況處理的同時，盡可能地減少評估時的彈性，充分考慮個體需要的基礎上強化績效考評指標的剛性，做到特殊問題特殊分析與避免隨意性和感情因素的介入協(xié)調一致。

4.立足于評估結果——動態(tài)發(fā)展原則

動態(tài)發(fā)展原則要求人們關注事物的變化與趨勢，這對于輔導員績效評估來說目前常被忽視，特別是在評估結果的處理中，既要加強雙向溝通又要注重積極引導，既要立足客觀評估結果又要關注漸進發(fā)展趨勢。

（1）積極反饋。人力資源管理中，缺少反饋的評估與考核是沒有任何現實意義的?？冃гu估實際上是一個雙向溝通的過程，對結果的積極反饋和利用是績效評估取得成功的重要環(huán)節(jié)，但是目前很少有高校對輔導員績效評估結果進行認真客觀的分析，使得評估的意義大打折扣。一些在工作崗位上兢兢業(yè)業(yè)、受到學生和家長歡迎、認可的輔導員往往與一些庸庸碌碌的輔導員在職稱、待遇上沒有任何區(qū)別。[5]只有遵循積極反饋原則建立績效評估體系，才能通過反饋與溝通讓輔導員了解領導和學生對自己的期望，客觀認識自己的工作成果，了解自己有待改進的地方。同時積極反饋原則還體現在績效評估的結果應該與輔導員的薪酬管理、職位晉升、培訓機會等緊密掛鉤，賞罰分明，真正實現績效管理的激勵作用。

（2）漸進推動。在進行輔導員績效評估時，要遵循漸進推動的原則，將輔導員隊伍建設的遠期目標和近期建設結合起來，合理有序地推進，與時俱進，體現客觀性、有效性與時代性的特點。任何事物的發(fā)展都有一個過程，高校輔導員績效評估在起步階段，更是不能盲目跨越、急于求成，而是只能從各個高校的實際出發(fā)，漸進推動。

（3）發(fā)揮導向功能。導向功能的原則是選定績效評估內容、確定指標權重大小的重要依據，對構建輔導員績效評估體系的方向和目標發(fā)揮著引導作用。遵循導向功能原則的績效評估體系就是將學校的目標層層分解到輔導員的個人目標，使輔導員努力的方向遵循學校的發(fā)展軌跡來進行；讓輔導員明白什么樣的行為和態(tài)度對提高自己的工作績效有益，將受到學校和學生的肯定，這都將引導輔導員工作向深層次發(fā)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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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羅新遠.企業(yè)管理[M].西安：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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